秘则为花2018-2-14 00:51 /
1.人类恶意与大屠杀
一切从《虐杀器官》开始，是关于大屠杀的故事。
《虐杀器官》描述了两场大屠杀：一场是约翰·保罗用“杀戮文法”在世界“边陲”制造的动荡和骚乱，即明面上的大屠杀；另一场则是谢泼德上尉亲身参与、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导的对世界“边陲”的暴力根源的定点清理，即潜在的大屠杀。两场大屠杀，代表了人们对大屠杀的两种认识。
一种认识是将大屠杀解释为人性问题：人性中天生存在暴力和阴暗面，文明化进程阻止了这些负面倾向的集中爆发。大屠杀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而是各类防范机制（比如民主政治）失灵后产生的“怪胎”。总之，是一个只存在于某时某地的孤立事件（比如1938-1945年的纳粹屠犹运动）。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正逐渐远离这种暴力威胁。
这是目前通行的关于大屠杀的解释，它将大屠杀从我们的社会（至少是心理层面上）驱逐了出去，将这一行为特殊化、边缘化，从而保卫了（至少是表面上）和平的日常生活。这种解释背后自有一种启蒙理性的“完善”观念支撑，即认为我们有能力克服自身的恶性、成为更完美的造物的可能。萨拉热窝核恐袭前的约翰·保罗就是生活在这种观念下的一个人——人类恶意已经被文明化进程“消除”，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
启蒙理性的“完善”观念与“发展”历史观自然是对基督教“人性不变”的原罪论与中世纪“停滞”历史观的一种超越，但其在不久之后却也遭到了自然科学话语的挑战。早在19世纪，犯罪学的创始人龙勃梭罗就尝试通过颅相学方法为犯罪行为寻找生理证据，即认为人的行为倾向是由某些不可改变的生理结构（比如颅骨的形状）决定的。这些“生来犯罪的人”与基督教话语下“原罪的人”一样，假设了人性——尤其是人的局限性——是无法改变的。
《虐杀器官》的开篇，萨拉热窝核恐袭重塑了人们对于暴力和文明社会的认知。约翰·保罗的妻儿在这次事件中遇难，则打破了他对文明社会的美好幻想：人类恶意没有被“消除”，而他本人就投入了对恶性的寻找之中。通过对纳粹宣传文本分析而得出的“杀戮文法”，本质上是与龙勃梭罗的颅相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话语，即认为人类的心理设施具有某种局限性，其中掌管“杀戮”的功能模块在长期的文明化进程中不是被“消除”，而是“潜伏”下来，会被特定的文法规则所激活，进而导致大屠杀——这就是以乔姆斯基语言学为根基的新“原罪论”。两百多年过去了，新的末日宣教士不再举着圣经文本和粗糙的颅相学证据向启蒙理性带来的善可能性发起冲击，而是换上了更加锐利的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武器。
约翰·保罗便是其中的一员。在丧失对人类向善的信心之后，他挥舞起语言学的利刃，开始了对“原恶之人”的大屠杀。而当他迷失于人类恶意中不可自拔时，另一场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导的大屠杀却悄然展开。谢泼德上尉被卷入了这次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屠杀的另一种视角。
2.现代性与大屠杀
另一种认识是将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问题，：大屠杀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发明。现代文明的诸要素通过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下生成了大屠杀，就如同木炭、硫磺和硝石，虽然每一样都很不起眼，但当它们以特定的比例混合后，就变成了威力巨大的火药。人们惊呼它为“怪胎”，而它却内在于我们的文明之中。
如果认真检讨大屠杀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前现代社会中确实不曾出现过如此具有计划性的对特定人群的大规模“清理”行动。虽然战争、瘟疫、饥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其实是生产力低下的副产品——人类从未如此优雅地站在玻璃窗的一边，看着另一边的同类在“淋浴室”中死去。
在7年之中“清理”至少600万人，或者是在7周之内“清理”至少30万人，仅凭自发的憎恨和狂热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这必定是一项高度理性化、组织化的行动，需要动用最聪明的头脑设计最科学的方案，并交由最富效率的科层制组织——一般来说，是政府部门和军队——加以执行。在这项精密细致的工作中，任何感情——无论是同情还是憎恨——都是对计划的一种妨害。事实上，在研究纳粹屠犹运动的历史学家希尔博格笔下，作为恐怖代名词的纳粹集中营中只有极少数看守是以折磨为乐，更多人则表现出冷漠以及有克制的同情，即身为“理性机器”的自觉。
约翰·保罗找错了复仇的对象。作为一种激情的仇恨，是短暂易逝的——它或许只存在于1938年的犹太人“水晶之夜”。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仇恨，才是细密绵长的——它才真正贯穿了屠犹运动的7年历史。造就萨拉热窝核恐袭的，不是人类的恶意，而是核武器从制作到引爆的整个命令链条——一个理性化的、排除了私人感情了的命令链条。
这根链条背后隐隐显现出美帝的身影，以及它作为强力政治国家的雄心。约翰·保罗是这根命令链条下的一环——已经不受控制的一环，谢泼德上尉则是另一环——尚且受到控制的一环。如今，后者在国家命令下前往更换那已经坏掉的一环，两人的命运由此开始交织。
3.理性化及其可能
大屠杀的命令是如何下达且被人服从的？理性化最终又会迫使人们接受什么样的结果？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大屠杀背后有强烈的人类恶意，比如影视剧中的希特勒总是以一幅极端排犹分子的形象登场。但是，如前所说，仅凭一腔仇恨，个人是无法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感染”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动用以高度理性化为特征的国家机器的。事实上，希特勒也曾试图在民众中散播一种排犹情绪，但即便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应者寥寥。纳粹屠犹运动并非是一场事先设计好的大屠杀，它更像是一项由政治国家主导的庞大“理性工程”中的一部分——因行为的不断修正而导致的未曾预料到的一环。
在公开的政治宣传中，纳粹始终将重建日耳曼人的“千禧帝国”作为自己的口号，犹太人问题不过是这一“国家使命”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纳粹先后使用驱逐出境、集中监视、禁止通婚等方法管理犹太人，但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当欧洲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用来安置这些犹太人之后，最理性的办法便是将他们送往“淋浴室”集中处理掉——这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而是行政官员在日复一日的行政规划后得出的结论。当旧的措施不再适应新变化，更有效率的方案自然被提上日程。与之相似，日本军国政府制定的最高战略目标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为此他们在北平发起攻势、在上海发起攻势、在南京发起攻势，当这些策略都失效后，在敌人首都展开一场空前的威慑活动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回到《虐杀器官》，由美帝主导的庞大“理性工程”，便是绝对的本土安全。以本土安全为最高目标，美帝在理性化原则的指导下开启了一个决策过程：对内，通过强化监控体系和对民众生命的绝对剥夺以“消除”任何潜在的暴力隐患。当手无寸铁的民众受到利维坦机器的无处不在监视时，出于对制度性暴力报复的担忧，他们被迫放弃了私有武力，进而实现了帝国疆域内的“和平”——实际上是将“暴力”转移至一个更强大“他者”手中。对外，则是对世界“边陲”的极端分子定点清理以铲除祸乱根源，为此不惜使用约翰·保罗发现的“杀戮文法”挑起族群之间旷日持久的相杀。
随着谢泼德上尉的秘密行动的展开，我们终于可以将约翰·保罗制造的大屠杀放在更高维度去审视：大屠杀不是恶意的结果，而是美帝理性决策下的“无情”一环。事实上，如果认真检查谢泼德上尉在索马里的行动，我们很容易发现，即使是那些貌似由约翰·保罗制造的、“边陲”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其诞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富有效率的军阀政府、大量杀伤性武器——也是由美帝提供的。因憎恨而开始的杀戮并不能伤害多少人，只有成建制武装的军队才能提供大屠杀运转的不竭动力。这股动力同样来自于美帝的精密计算。
约翰·保罗作为“杀戮链条”中受操纵的一环，当他的复仇情绪使其无法再胜任“理性工程”的运转时，美帝就发出指令，要求谢泼德上尉“回收”约翰·保罗。约翰·保罗不过是一个坏掉了的“零件”，与政治国家的雄心、庞大的“理性工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4.《和谐<harmony/>》与“生府社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约翰·保罗找错了复仇的对象，萨拉热窝核恐袭的幕后元凶不是人类恶本性，而是美帝和它主导的世界秩序。《虐杀器官》的结尾，约翰·保罗通过“杀戮文法”在北美掀起恐慌，不但没有伤及它一丝一毫，反而强化了行政理性对社会的整体控制力。之后，便来到了《和谐<harmony/>》中福柯式的“医学社会”——“生府社会”。
先前提到的政治国家和它所实践的“理性工程”背后其实有着两重假设：一重是道德假设，即政治国家是“城邦”生活的延续。所谓“城邦”生活，即公私领域尚未分化的生活方式。“城邦”公民是公共性的产物，其行为以增添公共的福祉而非私人性的享乐为动机，“城邦”作为更高的社会实体，对其成员的一定的“德性”要求，比如卢梭式的“道德共和国”。另一重则是技术假设，即“理性工程”是实现“城邦”生活的技术手段。个人不是天生的“城邦”公民，而是构成“公民”的原始质料，被管理和驯化的对象，这类似于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所提到的“训政”。政治国家通过对个人的管理、驯化，使之成为“适格的人”。这种政治实践的最终结果，便是构造一个《和谐<harmony/>》社会。
政治国家是“城邦”公民的“助产士”。因此，当人的本质在于不可还原的“心灵”时，政治国家便是人类的“心灵工程师”——通过种种文化上的强制手段来塑造民众的德性和趣味。而当人的本质——伴随着生物学、心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话语的扩张——而被还原为身体的物理活动时，身体便成为政治国家监控的对象。“生府社会”为每一位未来公民都安装了身体监控系统“Watchme”，并通过药物精炼仪器控制其生理反应。当每个孩子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时，“Watchme”就会自动启动，使之自动成为“城邦”共同体中的一员。
这便是《和谐<harmony/>》的本质。在弗洛伊德的假设之中，“自我”是私人性的，与外界始终是矛盾的存在，始终处于紧张和压抑的关系之中。而在米德的假设之中，“自我”则是公共性的，是“他者”赋予的，与所处群体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相一致，即内外和谐的。
《和谐<harmony/>》的最后，“生府”取消了所有人的自我意识，以化众为一的方式，实现了人类整体的永生，或者说是个人意义上的“无人生还”。新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顾虑“他人”的存在，都是为“他人”而活的人。通过消灭多样性，人类终于获得了一致性的《和谐<harmony/>》。这到底是人类的升华，还是人类的灭绝，谁又知道呢？
5.后记
伊藤计划的故事提供了许多用来透视现代社会的有趣材料。但是，我仍不推荐大家去看这两部剧场版，因为它们着实拍摄得乏味无趣。
在这个不仅是有大屠杀的故事中，还有很多等待发掘的思想资源，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福柯的“生命政治”、吉登斯的“暴力国家化”。但鉴于本文已经变得又臭又长，就在大屠杀的话题上打住，不再进行新的分析。
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大屠杀的诸多要素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并且始终没有受到严密的防范。相比于正视日常之中的“恐怖”，人们更愿意将这个话题交由社会学去处理，并以此将它们从心理层面上“清理”出去，继续“表面和平”下的生活。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政治国家和“理性工程”对我们社会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仍天真地请求国家在文化领域回应他们自发形成的“道德责任感”，而这使得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也多了几分现实感。有些事情不仅需要现实制度的改变，更需要观念制度的改变。
一切从《虐杀器官》开始，是关于大屠杀的故事。
《虐杀器官》描述了两场大屠杀：一场是约翰·保罗用“杀戮文法”在世界“边陲”制造的动荡和骚乱，即明面上的大屠杀；另一场则是谢泼德上尉亲身参与、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导的对世界“边陲”的暴力根源的定点清理，即潜在的大屠杀。两场大屠杀，代表了人们对大屠杀的两种认识。
一种认识是将大屠杀解释为人性问题：人性中天生存在暴力和阴暗面，文明化进程阻止了这些负面倾向的集中爆发。大屠杀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而是各类防范机制（比如民主政治）失灵后产生的“怪胎”。总之，是一个只存在于某时某地的孤立事件（比如1938-1945年的纳粹屠犹运动）。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正逐渐远离这种暴力威胁。
这是目前通行的关于大屠杀的解释，它将大屠杀从我们的社会（至少是心理层面上）驱逐了出去，将这一行为特殊化、边缘化，从而保卫了（至少是表面上）和平的日常生活。这种解释背后自有一种启蒙理性的“完善”观念支撑，即认为我们有能力克服自身的恶性、成为更完美的造物的可能。萨拉热窝核恐袭前的约翰·保罗就是生活在这种观念下的一个人——人类恶意已经被文明化进程“消除”，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
启蒙理性的“完善”观念与“发展”历史观自然是对基督教“人性不变”的原罪论与中世纪“停滞”历史观的一种超越，但其在不久之后却也遭到了自然科学话语的挑战。早在19世纪，犯罪学的创始人龙勃梭罗就尝试通过颅相学方法为犯罪行为寻找生理证据，即认为人的行为倾向是由某些不可改变的生理结构（比如颅骨的形状）决定的。这些“生来犯罪的人”与基督教话语下“原罪的人”一样，假设了人性——尤其是人的局限性——是无法改变的。
《虐杀器官》的开篇，萨拉热窝核恐袭重塑了人们对于暴力和文明社会的认知。约翰·保罗的妻儿在这次事件中遇难，则打破了他对文明社会的美好幻想：人类恶意没有被“消除”，而他本人就投入了对恶性的寻找之中。通过对纳粹宣传文本分析而得出的“杀戮文法”，本质上是与龙勃梭罗的颅相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话语，即认为人类的心理设施具有某种局限性，其中掌管“杀戮”的功能模块在长期的文明化进程中不是被“消除”，而是“潜伏”下来，会被特定的文法规则所激活，进而导致大屠杀——这就是以乔姆斯基语言学为根基的新“原罪论”。两百多年过去了，新的末日宣教士不再举着圣经文本和粗糙的颅相学证据向启蒙理性带来的善可能性发起冲击，而是换上了更加锐利的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武器。
约翰·保罗便是其中的一员。在丧失对人类向善的信心之后，他挥舞起语言学的利刃，开始了对“原恶之人”的大屠杀。而当他迷失于人类恶意中不可自拔时，另一场由世界“中心”美帝主导的大屠杀却悄然展开。谢泼德上尉被卷入了这次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屠杀的另一种视角。
2.现代性与大屠杀
另一种认识是将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问题，：大屠杀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发明。现代文明的诸要素通过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下生成了大屠杀，就如同木炭、硫磺和硝石，虽然每一样都很不起眼，但当它们以特定的比例混合后，就变成了威力巨大的火药。人们惊呼它为“怪胎”，而它却内在于我们的文明之中。
如果认真检讨大屠杀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前现代社会中确实不曾出现过如此具有计划性的对特定人群的大规模“清理”行动。虽然战争、瘟疫、饥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其实是生产力低下的副产品——人类从未如此优雅地站在玻璃窗的一边，看着另一边的同类在“淋浴室”中死去。
在7年之中“清理”至少600万人，或者是在7周之内“清理”至少30万人，仅凭自发的憎恨和狂热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这必定是一项高度理性化、组织化的行动，需要动用最聪明的头脑设计最科学的方案，并交由最富效率的科层制组织——一般来说，是政府部门和军队——加以执行。在这项精密细致的工作中，任何感情——无论是同情还是憎恨——都是对计划的一种妨害。事实上，在研究纳粹屠犹运动的历史学家希尔博格笔下，作为恐怖代名词的纳粹集中营中只有极少数看守是以折磨为乐，更多人则表现出冷漠以及有克制的同情，即身为“理性机器”的自觉。
约翰·保罗找错了复仇的对象。作为一种激情的仇恨，是短暂易逝的——它或许只存在于1938年的犹太人“水晶之夜”。而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仇恨，才是细密绵长的——它才真正贯穿了屠犹运动的7年历史。造就萨拉热窝核恐袭的，不是人类的恶意，而是核武器从制作到引爆的整个命令链条——一个理性化的、排除了私人感情了的命令链条。
这根链条背后隐隐显现出美帝的身影，以及它作为强力政治国家的雄心。约翰·保罗是这根命令链条下的一环——已经不受控制的一环，谢泼德上尉则是另一环——尚且受到控制的一环。如今，后者在国家命令下前往更换那已经坏掉的一环，两人的命运由此开始交织。
3.理性化及其可能
大屠杀的命令是如何下达且被人服从的？理性化最终又会迫使人们接受什么样的结果？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大屠杀背后有强烈的人类恶意，比如影视剧中的希特勒总是以一幅极端排犹分子的形象登场。但是，如前所说，仅凭一腔仇恨，个人是无法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感染”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动用以高度理性化为特征的国家机器的。事实上，希特勒也曾试图在民众中散播一种排犹情绪，但即便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应者寥寥。纳粹屠犹运动并非是一场事先设计好的大屠杀，它更像是一项由政治国家主导的庞大“理性工程”中的一部分——因行为的不断修正而导致的未曾预料到的一环。
在公开的政治宣传中，纳粹始终将重建日耳曼人的“千禧帝国”作为自己的口号，犹太人问题不过是这一“国家使命”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纳粹先后使用驱逐出境、集中监视、禁止通婚等方法管理犹太人，但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当欧洲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用来安置这些犹太人之后，最理性的办法便是将他们送往“淋浴室”集中处理掉——这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而是行政官员在日复一日的行政规划后得出的结论。当旧的措施不再适应新变化，更有效率的方案自然被提上日程。与之相似，日本军国政府制定的最高战略目标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为此他们在北平发起攻势、在上海发起攻势、在南京发起攻势，当这些策略都失效后，在敌人首都展开一场空前的威慑活动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回到《虐杀器官》，由美帝主导的庞大“理性工程”，便是绝对的本土安全。以本土安全为最高目标，美帝在理性化原则的指导下开启了一个决策过程：对内，通过强化监控体系和对民众生命的绝对剥夺以“消除”任何潜在的暴力隐患。当手无寸铁的民众受到利维坦机器的无处不在监视时，出于对制度性暴力报复的担忧，他们被迫放弃了私有武力，进而实现了帝国疆域内的“和平”——实际上是将“暴力”转移至一个更强大“他者”手中。对外，则是对世界“边陲”的极端分子定点清理以铲除祸乱根源，为此不惜使用约翰·保罗发现的“杀戮文法”挑起族群之间旷日持久的相杀。
随着谢泼德上尉的秘密行动的展开，我们终于可以将约翰·保罗制造的大屠杀放在更高维度去审视：大屠杀不是恶意的结果，而是美帝理性决策下的“无情”一环。事实上，如果认真检查谢泼德上尉在索马里的行动，我们很容易发现，即使是那些貌似由约翰·保罗制造的、“边陲”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其诞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富有效率的军阀政府、大量杀伤性武器——也是由美帝提供的。因憎恨而开始的杀戮并不能伤害多少人，只有成建制武装的军队才能提供大屠杀运转的不竭动力。这股动力同样来自于美帝的精密计算。
约翰·保罗作为“杀戮链条”中受操纵的一环，当他的复仇情绪使其无法再胜任“理性工程”的运转时，美帝就发出指令，要求谢泼德上尉“回收”约翰·保罗。约翰·保罗不过是一个坏掉了的“零件”，与政治国家的雄心、庞大的“理性工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4.《和谐<harmony/>》与“生府社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约翰·保罗找错了复仇的对象，萨拉热窝核恐袭的幕后元凶不是人类恶本性，而是美帝和它主导的世界秩序。《虐杀器官》的结尾，约翰·保罗通过“杀戮文法”在北美掀起恐慌，不但没有伤及它一丝一毫，反而强化了行政理性对社会的整体控制力。之后，便来到了《和谐<harmony/>》中福柯式的“医学社会”——“生府社会”。
先前提到的政治国家和它所实践的“理性工程”背后其实有着两重假设：一重是道德假设，即政治国家是“城邦”生活的延续。所谓“城邦”生活，即公私领域尚未分化的生活方式。“城邦”公民是公共性的产物，其行为以增添公共的福祉而非私人性的享乐为动机，“城邦”作为更高的社会实体，对其成员的一定的“德性”要求，比如卢梭式的“道德共和国”。另一重则是技术假设，即“理性工程”是实现“城邦”生活的技术手段。个人不是天生的“城邦”公民，而是构成“公民”的原始质料，被管理和驯化的对象，这类似于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所提到的“训政”。政治国家通过对个人的管理、驯化，使之成为“适格的人”。这种政治实践的最终结果，便是构造一个《和谐<harmony/>》社会。
政治国家是“城邦”公民的“助产士”。因此，当人的本质在于不可还原的“心灵”时，政治国家便是人类的“心灵工程师”——通过种种文化上的强制手段来塑造民众的德性和趣味。而当人的本质——伴随着生物学、心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话语的扩张——而被还原为身体的物理活动时，身体便成为政治国家监控的对象。“生府社会”为每一位未来公民都安装了身体监控系统“Watchme”，并通过药物精炼仪器控制其生理反应。当每个孩子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时，“Watchme”就会自动启动，使之自动成为“城邦”共同体中的一员。
这便是《和谐<harmony/>》的本质。在弗洛伊德的假设之中，“自我”是私人性的，与外界始终是矛盾的存在，始终处于紧张和压抑的关系之中。而在米德的假设之中，“自我”则是公共性的，是“他者”赋予的，与所处群体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相一致，即内外和谐的。
《和谐<harmony/>》的最后，“生府”取消了所有人的自我意识，以化众为一的方式，实现了人类整体的永生，或者说是个人意义上的“无人生还”。新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顾虑“他人”的存在，都是为“他人”而活的人。通过消灭多样性，人类终于获得了一致性的《和谐<harmony/>》。这到底是人类的升华，还是人类的灭绝，谁又知道呢？
5.后记
伊藤计划的故事提供了许多用来透视现代社会的有趣材料。但是，我仍不推荐大家去看这两部剧场版，因为它们着实拍摄得乏味无趣。
在这个不仅是有大屠杀的故事中，还有很多等待发掘的思想资源，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福柯的“生命政治”、吉登斯的“暴力国家化”。但鉴于本文已经变得又臭又长，就在大屠杀的话题上打住，不再进行新的分析。
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大屠杀的诸多要素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并且始终没有受到严密的防范。相比于正视日常之中的“恐怖”，人们更愿意将这个话题交由社会学去处理，并以此将它们从心理层面上“清理”出去，继续“表面和平”下的生活。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政治国家和“理性工程”对我们社会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仍天真地请求国家在文化领域回应他们自发形成的“道德责任感”，而这使得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也多了几分现实感。有些事情不仅需要现实制度的改变，更需要观念制度的改变。
阿伦特的问题比较复杂，先说鲍曼的问题。
鲍曼的那本书是一个典型的韦伯式的历史分析。什么是韦伯式的历史分析？韦伯当初进行历史分析时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历史到底是具体事件还是普遍事件。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具体事件，只能放在它所在的时空环境下去认识，德国唯心学派则认为历史具有普遍性，必须从抽象关系去把握。
韦伯最后搁置了这个问题，因为历史分析中的干扰实在太多，你很难从中抽离出一条因果逻辑，所以韦伯从不对历史做因果解释，他自己选了一个词叫“选择亲和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概率，就是当某变量出现后，我们有很强的信心相信另一些变量会伴随出现。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搁置问题，或者说骂问题sb解决的。
从这一点来看，韦伯的历史分析法更类似于经济学方法，它也是用一些公理、命题、概念、抽象关系来搭建模型。对这个历史模型的评价，一是看它的逻辑连续性，二是看它对现实的解释力。从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是比较重视（一）的部分。
说回鲍曼的那本书，不清楚你看到哪儿了。不过，如果看完导言部分应该就已经了解了他所搭建的理论模型。他开篇讲了一个画框的比喻，说大屠杀与现代性的诸因素有“选择亲和性”，始终潜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随时有自我实现的可能。用曼恩喜欢的化学比喻来说，这就是一个“结晶”的过程——我们把一些溶液混合在一起，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振荡、温度），它就“结晶”了（我是化学盲，这个描述可能不准确）。我们虽然不知道“结晶”的全部过程，但可以确定最后的“沉淀物”是内在于这些溶液的。大概是这种关系。
由此，我就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结晶”产生，比如将某些容易发生“反应”的变量分离开就好了，这就有利于我们建立防范机制。
至于鲍曼对这个“结晶”过程的解释能不能说服你，是另一回事，可参见上面的两个评价标准。他的结论显然是大屠杀内在于现代性之中，我们要注意分离某些变量。
阿伦特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她的“现代性”和鲍曼的“现代性”不一样。社会学的历史比较短，只有一百多年，从一开始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就是研究“现代性”问题，吉登斯称之为“早期现代性”，即从17世纪开始发生的社会诸因素的变化。按照吉登斯的说法，主要是指四种全新力量，分别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工业主义（涂尔干）、理性化（韦伯）和他自己发明的“军事工业化”。但是，政治哲学的历史非常长，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所以说，阿伦特的这个“现代性”与社会学所标记的历史时段是否一致尚且存疑，更不用说背后的迥异的思想传统了，不好混为一谈。
至于后一个“追责”的问题，纯粹是一个立场问题。阿伦特虽说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但她本人与海德格尔还有韦伯交往很深。你如果接触过后两个人的作品，会发现他们受尼采的影响比较大。比如韦伯在于斯宾格勒论战时就说，塑造现代社会的两股力量，分别是尼采和马克思。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小白，我觉得所谓阿伦特的“现代性”，很有可能是从尼采那里来的，像她的“庸常之恶”这个概念，应该与尼采的“末人”或者说“衰人”有关。
一旦你了解到她是站在尼采的立场上，那么就很容易接受她的后一个论断。尼采鼓励人去自我超克，到了阿伦特这里，她主张的“积极自由”就是鼓励人去承担公共生活的责任。她其实是赞同“城邦”公民的那种德性生活的，因此每个人——作为“城邦”整体的一员——都对“民德”败坏负有责任。从她的假设出发，其观点自然没有问题。
当然，从引文来看，我并不觉得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与阿伦特有什么矛盾。雅斯贝尔斯只说民众整体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其他三种责任呢？而阿伦特又说过要把民众送上纽伦堡法庭吗？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看下全文比较好。因为像这样摘录一些观点，做一个反论合集很简单，但你无法甄别作者本人是否理清了阿伦特的理论逻辑。像雅斯贝尔斯的部分，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篇文章看样子是一篇书评，不知道是原作者的问题，还是摘录者的问题。
我自己没有什么理论基础，看书很多时候只能认字，并不太清楚其中的历史渊源。所以就会对一些内容感到常识上的违和，比如书里非常靠前的地方就有
要说普遍和具体的话，我个人就是觉得它将现代性放置在了一个过于普遍的位置。等于说既然现代文明产生大屠杀，现代文明具有现代性，从逻辑上现代性是对大屠杀有起到作用，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从逻辑上我觉得不无道理，但这和我觉得“喝水会死很有道理”似乎差不了多远？
“选择亲和性”的话和相关性有什么区别吗，感觉说的就是高度相关的意思？整本书所做的似乎是证明现代性有造成大屠杀的可能，并且给出对结论的原因阐释？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我个人读到的内容而言，阿伦特说的现代性和鲍曼说的还是挺像的。我感受不到二者的区别，基本上都是冷静计算、理性决策、专门化机构+层级指挥等等，主要的论点也都是强调这种模式对于个人道德和责任感的塑造，工具理性始终存在，而价值理性被精密工序给怎么样摧毁了。阿伦特那里的平庸也更多是指个体作为整个屠杀工序链条中的一环感受不到对整个屠杀行为应负的愧疚感。因为当时就有人持着“是上面人要我干的，我只是实行者”的态度，阿伦特就是对这种“平庸”的实行者进行分析，然后就分析到了造成这一结果的现代性问题上去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出错。
另外我很难理解尼采会被用在政治哲学里啊。文章写那么骚的一个人，我一直以为他跟海德格尔更像，更贴近个人一点......是什么不同的解读方向吗？
还是鲍曼的那个画框比喻。因为大屠杀是内在于我们的现代文明的，所以它作为画框使得现代性的某些因素从“墙”上被突现出来，即普遍性中的特殊性。现代性的诸因素是普遍力量，而我们寻找的是一种特殊组合以加深对它们的认识，也就是一种“结晶”及其潜在可能性。
然后，他关于大屠杀其实有一个定义，把它与一般性的杀戮区分开。我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屠杀不是一个前现代问题：一是前现代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大多是针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针对人的破坏，比如疫病、饥荒、洪水；是这种破坏是不可控的，无法针对特定的个人（比如犹太人）清理。
选择亲和性当我没说吧，与你的问题其实无关。选择亲和性不是相关性，它是一种不完备的因果性。这个概念和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牵扯太深，就不展开了。简单来说，它其实保证了社会学理论在不与具体事件过于疏离的情况下，仍有对普遍现象的解释力。
阿伦特和鲍曼切入点完全不同。事实上，如果你认真比较两个人的观点，就会发现阿伦特是在说“人如何”，而鲍曼则是在说“组织如何”。鲍曼花了很大的精力讨论，组织是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如何做出决策的，组织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组织如何使用暴力，等等。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视野——它不是从个人层面出发，更多是讨论一些结构性的东西。阿伦特则是从它反面进入的，尤其是尼采式的伦理学，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不过，你觉得他俩相似也很正常。毕竟，对理性化的讨论绕不开韦伯，而韦伯对此的理解又得益于尼采。所以说，尼采是现代哲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对于这个不可触达的“他者”，我所期待的行动和他实际的行动无法统一，因为我们互为对方的“他者”，由于不可入性的存在永远无法沟通对方的意识。冲突永远存在，个体与个体不能共存。
《和谐》不认为意识是一种类比能力，而认为它是一种选择能力，但这差不多。社会作为一个外部存在，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这种分离将前者塑造成了横亘于所有人之上的“大他者”。“大他者”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以一种身份角色，如果我们按照这套价值规范各行其是，就可以得到一个整体稳定的和谐社会。但问题在于，人有选择的能力，可以选择不按某种乌托邦设计下规则行事。个人在社会的规训制度下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冲突依然存在，个体与整体也不能共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取消人的主体性。如果身体与身体的界线被取消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由于不同的期望引发的冲突也就消失了。如果身体被交由社会管理，统一的意识取代了分离的意识，那么个体与整体的冲突也就消失了。
意识，或者说个体性被取消之后，人的行为就像行为心理学描述的那样，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反射。自然界可以进化出复杂的生物结构，比如眼球，也可以进化出更复杂的生物行为，比如社会活动。我们所以为的意识，不过是一种意识的假象，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而是符合自然律和进化选择。或许，我们身上的每个细胞也曾具有“个体性”，他们出于自我意识进行交换活动，又常常由于期望之间的不相符，造成生物体崩解。于是，有一天“生府”下令取消所有细胞的自我意识，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细胞活动也就成了完全符合自然律的、进化选择的结果。而站在一个可能出现的完备“生府”社会的立场，未来我们或许就和现在的细胞一样。
这就是一种还原论的逻辑，通过取消个体的特殊地位，将个体还原为“无个性”的原子。还原论还可以怎么用，可以看最近写的sac的解析。
Emmm
怎么说呢，果然是这作品里还原论的逻辑就让我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取消人的主体性，以往用以形成人的精神活动的方式也就不再成立了。
图安她爹说到和谐是种种欲望被安定下来的状态。在这里我就有点怀疑了，作者说的意识不是认识能力（类比）而是决策能力（意志）。因为在我理解里意志本身是产生于欲望和理性的，如果欲望本身都可以直接被被调和，这个就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了。
可能作者并没有在意识、意志这些问题上深入过多吧，可能他想的主要还是主体性的有无，而不是取消主体性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办到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体性是无法从人类身上摘掉的，所以我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其实除了全员进入和谐，生府断开Watch Me的网络连接，再来一波动荡，这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不过生府被大屠杀的恐惧震慑，再加上社会本身在大屠杀以来长期对其它的可能性极力回避，这样的选项在他们看来可能无法接受吧。
比如行为心理学对行为的解释就是按照刺激—报酬模式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采取某行为本质上和小鼠走右边通道吃食物食物一样，是完全受报酬激励的，可以强化学习，并最终受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影响。这就很像经济人假设了：我作为个体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只是这种行为不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具有被动性的。因此，交换领域，比如社会交换理论和行为经济学，最早引入这种解释，意识在这里被悬搁掉了，不对行为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极端一点就可以说是不存在。在霍曼斯的理论中，社会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写作刺激—报酬模式，也就变相在社会领域取消了意识的存在。
意识是什么，大概只对哲学家比较重要。对于持实用主义观念的人，意识对我将解释的问题意味着什么可能更重要。如果它不起作用，就当它不存在吧。
感觉他对于这个保护了本国国民的现状根本上还是认同的，但被他保护的露琪亚并不接受这种保护。露琪亚死后，他才把复仇的接力棒交给了谢泼德，这回是针对安详和平的世界的中心的复仇。我觉得这个故事里谢泼德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只是从《和谐》里看来，这次复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屠杀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理性工程”找到了更有效的控制公民的方法。
ps：不过其实我不明白，通过制造虐杀来区别“两个世界”，真的能那么有效地保证安全吗？
然后，“恐怖主义”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价值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恐怖主义”预设了主权国家是现行秩序下唯一合法的暴力使用者，因此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被称为“战争”，国家对其内部国民实施的以惩罚为目的的暴力行为，被称为“司法”。这些都有国际法保护。而国家与非主权组织之间发生的暴力对抗，则被称为“恐怖主义”。这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国与国之间、国家对其内部公民以及国家与非主权组织之间的所发生的一切暴力威慑活动，却没什么不同。“恐怖主义”只是一顶被制造出来的帽子，用来让主权者站在高地上吹风。而同为主权国家的伊朗、叙利亚，竟然也被扣上“恐怖主义国家”的屎盆子，给踢出球籍。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我不倾向于去判断善恶，也就是追究这群人行动的理由，反正要扯的话，青楼姑娘都可能卖身葬了好几个爹了。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不太关心主观上的心理动机，只是笼统称之为“genocide”。
“抱有之所以会杀人，是因为杀人还不够多”这种逻辑的人当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还是比较有效的，你看欧洲的极端分子都跑去给is打圣战了。
但难民问题也给欧洲带来了新的压力，对美国先不说，对欧洲来说可能不赚只亏呢。
不对...难民问题和这是两回事吧，难民还是大国代理战争的牺牲品，并不是针对“恐怖分子”的战争的主要产物？
比如阿妹你看的棱镜计划，只要恐怖主义威胁一天不消失，国家就一天不会取消“紧急状态”。而这个“紧急状态”基本上已经成为大国标配了，腐国梅首相、法国马总统，那个没搞过“紧急状态”，就连tg在新疆的存在。事实上，一旦战争打起来，连号称民主典范的米利坚，罗总统也要当四任。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2021年统（攻）台作为党的百年献礼是确定的，我们也搞一搞制度创新，吼不吼。
你说，作为主权者，你到底是要消灭恐怖主义，还是扶植恐怖主义呢b38
到这一层，就清楚米帝在虐杀器官里的行动了。所以，我说恐怖主义和主权者看似不相容，但其实就是硬币的一体两面，他们做的事都是genocide。
下午差点忘了的一个问题：在世界“边陲”发生的，切实地有大量人被杀的genocide，支撑它的是人类的恶意多过理性机器的设计吗？
看过卢旺达饭店之类的故事，并不太能共感。
本作中保罗制造的虐杀，也没有归结到仇恨，而是归结到了求生问题。不管是哪个地方发生的虐杀，都不是用感情推动的。
至于现实中的极端活动，种子够多了，不需要保罗这样的活动。养虎为患就可以了
令我最为困惑的是作者设计这个人物想表达什么？因为在解读《和谐》中他的人物设计时依然非常隐晦我才回来重新审视前作。蒋炮的动机除了堆砌世界观的需要以外几乎毫无道理，作品中的人物动机总是设计出来的，然而蒋炮最后立场变化之快让我觉得这个人物几乎没有心理活动可言。牧羊人的最后的行为怎么解读？我唯一能想到的只有砸烂旧世界的加速主义。
和谐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草稿，但现在卡在同样的核心问题上，和谐的结尾几乎是一样的问题：米亚哈是怎么从福柯意义上的反抗者变成极权体制的激进推行者？图安又是怎样从革命追随者变成寻私仇的个人主义者？从人物动机上我被卡住了，看能不能跟你讨论点东西出来。我希望这不要又是日本人惯常的“世界没救了人类全灭吧”的虚无主义。
这不是什么新想法，孔德斯宾塞时代就在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斯宾塞身上，他设想存在两种理想的社会类型，“工业社会”和“军事社会”，工业社会应当是和平而民主的、重视生产和贸易，军事社会则是暴力且专制的、主要功能是消耗和掠夺。他认为“工业社会”优于“军事社会”，是社会达尔文进化的方向。
但问题是工业社会永远处于竞争不足的状态，竞争的原因就是稀缺，稀缺就必须让资源被消费掉，内部需求不足的时候就必须制造外部危机，因此工业社会必然走向军事社会。而事实也是，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战争的频率和烈度都高了好几个等级。斯宾塞自上世纪50年代起没人看了，就是因为他理论漏洞太大了，社会进化论直接被推演成了历史循环论。。。
这个问题自50年代开始被重视，也是因为过去社会都是生产不足，到来了50年代却出现了美苏两个前所未有的大生产社会，并且双方还处于冷战状态。从这个地方再回首，蒂利这些搞历史比较社会学的才发现，韦伯的理性化一直是经济理性化和战争理性化双核驱动的，不在战争中打掉大部分资源，是没法倒逼经济组织进一步榨取人体效能的。吉登斯在搭建现代化框架的时候，除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涂尔干的工业主义制度、韦伯的民族国家制度之外，横插进去了军事制度这一维，也是受此影响。
而我兔则是前几年把钱投到基建上了，云贵那种穷山恶水的地方打穿一整条山脉修高铁，在青藏那种地方修铁路。现在基建砸完了，也开始投军费了。所以我兔这几年都是谈人类命运共同体，谈外部挑战。萱萱也喜欢流浪地球这种讲强制灾难的，可以说再不来点儿外星人拍《独立日》，就真要演《奇爱博士》了。
一带一路是另外一种把钱花掉的办法，只是钱没有去美国，因此收益也会更低，但有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