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子 » 日志
知识社会学与象征现实

文章可作为《来自新世界》第24集的其中一种解析

以下是关于《来自新世界》的总评：
来自新世界的确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但拿反乌托邦的分析路径去欣赏它是不妥的。

之所以这样说，番剧里表现出来的反乌托邦社会结构其实是一种很表面的分析素材，在看完24-25集之后更能肯定这一论点。为什么要远离战争中心突然安排一段“化鼠假象”来打倒恶鬼？光是这一问题就能看出作者的思想所指。而所有的情节也都是为了强调25集最后的一句话——“想象力能够改变一切。”

番中一共大概有三种想象力，一是拥有咒术的人类的实打实生物性的想象力超能力；二是斯奎拉从古人类获取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第三种是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隐蔽的想象力——起源于涂尔干，由戈夫曼继承发展所提出的象征现实。

可以看到在剧里，第一种想象力先是改变了人类族群分布，后来导致了更为细致的四种社会形态，这种生物性的能力是不可抗的，而作者在最后也没给新人类描绘解决方案这一点可以猜想他在暗示这一点，因为以剧中作者对化鼠社会的描写，我不认为他没有能力写出解决方案。

而第二种想象力则改变了生物的政治形态，但它是文化性的，是可变的，从化鼠的中央集权以及古典共和的两种政权同时存在也可以猜想作者在暗示这一点。

我的关注点在第三种想象力，也就是象征现实，在哲学中它表示的是一种人类的基础认知论，在剧中的25集中表现了这一点，恶鬼因为远离新人类社会而失去了其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从而失去了“人性”，但支持我认为作者对象征现实地运用的最关键一点在于24集中恶鬼照镜反身观察的一幕。正是这一幕实现了“人们相互的想象将成为坚固的社会现实”一句的完美写照。

接下来是解释象征现实具体指什么：
涂尔干的集体意识

作为社会学的伟大一支，涂尔干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

简而言之，涂尔干揭示了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节律基础上的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

涂尔干的这一发现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理性的非理性基础。

涂尔干揭示了，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节律基础上的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首先，涂尔干给出了一个演绎论题。他声称，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协议而存在，因为要达成，就必须是每个参与者都要互相相信对方才能遵守协议。（这个问题在现代经济当中也是重要议题）这既是斯宾塞、功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视为现代社会合作之基础的东西——社会契约。

但是要注意：我们不仅是在同意劳动与报酬之间的交换，我们也同时都许诺会遵守这一约定本身。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第二种约定，它是隐含着的，但它相当重要。没有这种隐含的互相信任，任何具体的契约都无法达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真正理性的个人就不会按照契约或承诺行事。如果我相信了你，但你却没遵守契约，那么我就白给你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相信了我，而我没遵守契约，这样我就会拿了作为一个星期工作报酬的钱但只干很少活甚至根本没干活。从纯粹的经济利益理性来看，要想利益最大化，最好的方法则是将合作降低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直接控制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保证对方继续合作的同时自己却尽量减少或者不遵守劳动就可以使得利益最大化。

这种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它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状况，经济学上就称之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这样一来，涂尔干从逻辑论证上证明了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之上，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简单而言，就是说现实社会表现为共同获益，而不是更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运行秩序。这让霍布斯以及卢梭等其他人的“社会契约”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而契约只可能产生于社会建立之后，而不是之前。

但也许有人可能会这样问，如果某人不遵守契约，我可以控告他，政府也会强迫他付钱。
这个驳论点可以这样给予回答：政府对公民间私人契约的保护在历史上是很晚近的事，而在此之前的交换只能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而且已经不止一人辩证过，国家更本上是由社会中组织化了得暴力机器组成的，因此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且，对暴力的集中使用(本身也是一种契约)，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依赖于一种事先存在的团结，涂尔干称之为“前契约的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

那么，是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基本的团结？涂尔干认为是某种共享的情感，是社会中人们的一种“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这种集体意识不同于其他心理学说中形而上学的群体精神，而是说一种近似归属感的情感。涂尔干认为这种良知来自个人间的社会互动形式，尤其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仪式”的那些方式。比如，当一个群体的在看演唱会时所说的口号、同一挥舞的荧光棒以及对同一明星的喜爱，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在他们中间流转并得到了强化，直到最后它们变成了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人们共有持有的观念就转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道德标准的世界。

如此判断，如果道德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涂尔干就能够从其他方式来运用和检验他的这一理论。于是他将法律作为道德标准的指示器，虽然这一指示器并不精准并有可能滞后或超前与公众情感，但它至少可以一般性地标示出人们的是非观。而刑法体现的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强烈状态；另一方面，民法和行政法则是集体意识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表现

涂尔干发现惩罚性法律主要存在于劳动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补偿性法律则主要存在于劳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

涂尔干是这样解释的，在部落社会或农民社会里，大多数人彼此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社会里集体意识很强，因为社会分化程度低，所以人们从共同的经验中会产生很多共同的观念。每一个体都和其他人一样，在集体实践之外再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因此，任何违反集体意识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酷惩罚。另一方面，具有较高劳动分化程度的社会因为人们要通过一个复杂的经济市场相互交换服务。人们所经历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彼此间的共同经验所导致的共同观念也就大大减少。于是，一种新的、更为温和的集体意识的形式就出现了，补偿性法律所提供的社会控制只是为了维持复杂的社会的运行，对于那些违反了只涉及小部分人的利益的私人契约的人，它并不将整个社会的集体愤怒加于其上。

历史证据也支持了涂尔干关于必须存在前契约的团结的演绎论证。非理性的团结不仅在逻辑上要先行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它也的确是首先出现的。涂尔干以前从他的老师菲斯泰尔·德·库朗热那里了解到，类似古希腊和罗马那样的古代文明是在宗教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理性的经济契约是后来才出现的。

如此一来，从古代到现代，劳动分工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一些人与他们所交往的另一些人区别开来，但他们又通过更长线的经济与政治纽带而结合在一起。而集体意识的根基削弱了，因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减少了。

于此一来，涂尔干完成了对“论述有关团结的道德情感是如何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的逻辑和历史论证。而在此之上，他又加上了一个经验证明，这一证明是建立在他对周围社会观察的基础上的。涂尔干提出的方法是：如果有某种违反规范的行为遭到了抵制，就说明存在着一种社会准则。因此涂尔干从经验论证的角度对越轨（Deviance）行为特别感兴趣。

人们对那些从个体角度来说与自身毫无关系的事件做出反应，从而显示出他们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之间的非理性的、与自我利益无无涉的依附关系。在所有非身体伤害犯罪的事件（比如公共猥亵）当中，被触犯的不是什么人的个人利益，而是集体意识本身，如果一种仪式秩序被损害了，就必须要实施仪式惩罚以恢复其纯洁性。因此，涂尔干论证到犯罪具有结合社会的功能，因为惩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仪式。当然社会不仅存在着消极性的仪式，也存在着积极性的仪式，后者也能创造出一种团结感。

涂尔干将自己的理论第一次运用到实证领域时，是对自杀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发现自杀率依据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个人生活的意义是社会赋予的；当个人被社会隔断，他们就可能自杀。当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期，自杀率就会降低，因为在这种时期，因为在这种时期，所有人都被某种共同的情感团结了起来。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多，他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小；社会关系越少，他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就越大。

从所有这些论述中产生出了涂尔干的一个核心概念：有关“失范”（Anomie）状态或者规范——为个人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指导和目标——的缺失状态之思想。


但涂尔干的贡献远不止如此，他证明了甚至我们的各种最普遍的，认为最理所当然的观念都具有社会相对性。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上帝、甚至是自我——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可以看作社会的产物。涂尔干向我们展示，自然世界只是人类的象征造物及其社会仪式的背景。

涂尔干从宗教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切入分析，他论述到所有宗教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并不是上帝或灵魂的观念，因为像儒教就没有这种东西；也不是某种与自然领域分离的超自然领域之观念，因为在早期先民社会中还没有发展出自然领域的观念，更多的是自然崇拜以及生殖崇拜，因此不可能做出区分。但所有宗教都具有的一套仪式，也就是他们所称呼的“神圣事物”——比如儒教就强调以和为贵——它们被与所有其他事物划分开来，人们必须以仪式性的谨慎来对待它们。这与涂尔干先前提到的集体意识的基础——仪式性，属于同一类事物。

比如那怕是被大幅篡改的文艺作品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古代部落以不同的图腾或纹饰来区分自己与他人所属部族的不同。部落树立图腾，信奉各种动物，还要周期性地举行仪式，其成员聚集起来向此神圣物致以敬意。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这种仪式的意义。但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图腾等神圣物的功能就在于团结整个部落，正是拥有一个共同的图腾才使得部落成员相互认同。这些仪式和仪式物在部员之间创造出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也创造出了一种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依此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思想以前的欧洲在基督教的思想下，宗教起到了调节人们相互间的举止方式、维持社会整体感、控制个人私利的泛滥，从而使社会成为可能，而那些违反基督教规则、不参加仪式的人将自己与这种归属感切断了，从而要忍受他们的自我中心化所带来的痛苦后果。

而现在研究也表明，人们使用科技产品主要是为了与他们认识的人以及与他们最觉熟悉亲切的文化保持小型的仪式联系。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多元化，使得现在人们不再需要过分依靠宗教来保证自我意义的提供。

同样的，齐美尔也曾写道，群体中的人是由最低程度的共同点来统领的，而更高形式的知识和道德往往是个人的产物。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因为群体的聚集往往需要同一思想的传播与接受，而更高形式的知识和道德往往是高传播成本的。

涂尔干揭示了信仰的真正本质：它是由处于每个社会的核心的社会行动所发生的各种象征。这一论点延伸开来，我们可以发现空间、因果关系、数量——所有这些抽象的观念都可以追溯到社会性的缘起及随后的社会性应用。于是涂尔干揭穿了妨碍我们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它的另一种幻觉：我们把社会设定的现实意象错人为现实本身。

对涂尔干视角的最重要的运用是W.Lloyd Warner和欧文·戈夫曼将其运用于分析现代美国社会的各种仪式。

在社会学界与注重数字统计和抽象概念而遗忘人类现实的传统不同的是，一直存在着激进的经验主义者的运动，他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欧文·戈夫曼。

他的社会学方法所遵循的正是由爱弥尔·涂尔干奠定的：既然社会是由规范而被秩序化的，这些规范因为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而通常不被察觉，而社会学家就应该关注那些规范被破坏的事例，以清楚地观测这些规范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们。简而言之，就是观察正常运行的公共秩序失效的地方，以便探究通常是什么力量整合它们。

戈夫曼从日常社交活动中发现，社交时所产生的境遇自身具有一种力量，超越构成它们的个人，就像涂尔干所指出的，每个个人都对集体意识有所贡献，但在面对它的压倒性力量时又经常是无力的。象征现实的力量随处可见，从丧葬婚礼或公共仪式中出现的极有张力的沉默到那些礼貌交谈中的隐形规则。通过把情境作为社会戏剧的过程来分析，戈夫曼展示了集体意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如何发挥其强有力的效力的。举例而言，构建了我们社会规范的是由各种只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各种实体，这就是所谓的象征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包括军队、宗教、国家以及民族，只要有人相信组织确实存在，它们就会有真实的效果，而不接受其规则的人就会被看作罪犯、疯子或者革命者而受到惩罚。但这些组织要存在下去，它们就必须不断地被演示和表演出来，组织中的每一个纸面的、隐形的规则都相当于涂尔干所说的小型仪式，而用戈夫曼的话语来说就是一个个的脚本。不遵守军规就会被罚，否则就会军心溃散；教会不强调仪式感就会失去其权威性从而导致崩溃；国家没有国民教育，国民就不会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国旗、口号、手势甚至服装都是脚本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成功地改变了表演的脚本，那么组织的形式就会改变，这就发生了我们所说的强权行为（Power play）

在很重要的意义上，社会是一个剧场，它的表演——象征性的社会庆典——是维系它的重要因素。涂尔干就曾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庆典和仪式结合起来的；而戈夫曼则指出维系社会的仪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处。

随后，一群自称为“民族志方法学”（Ethnomenthodologist，指对人们处理日常现实的方法学所做的民族志（人类学的客观描述））的激进经验主义者的运动继续从事着这一问题的研究：人们是怎样在他们的意识和谈话中构建出关于周围世界的社会世界的观念的。这一运动的领袖是UCLA的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它建立在德国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的洞见和现代逻辑与语言哲学的基础之上。

这群学者的主要发现是：人们看来是根据将现实视为稳固的、既定的和明确的这一观念来行动的，但他们所谈论的社会世界实际上是流动的，在很大程度上受解释的控制， 而且不易被发现。

按照加芬克尔的说法，社会交往中包含有很大程度的“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既不能被定义，只能被特定的相关个人在具体情境中心造不宣地理解。像“这”、“现在”和“你”这类词就是索引性表达的简单例子，这类词本身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具体情景可以被它指代。

加芬克尔利用中断显示法来凸显人们的"实践推论"的这些小片段。他的学生们为了在他们所参与的对话中进行实验而忍受了长期的痛苦，他们要求对方给出对意义的完全说明：

对象：嗨，雷。你女朋友怎么样啊？
实验者：你说"她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你是指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对象：我的意思就是她怎么样？你怎么啦？[他看上去颇为恼怒。]
实验者：没什么。只是希望你更清楚地解释一下你的意思。
对象：不提它了。你的医学院入学申请进行得如何了？
实验者：你说"进行得如何了"是什么意思？
对象：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实验者：我真的不知道。
对象：怎么了你？你是不是生病了？

这类实验说明了人们所说的每件事中都确实包含了索引性表达，试图使这些表述客观化，试图要使每一表述最终不还原到"你知道我的意思"这类的话，是不可能的。

人们按照世界似乎具有其客观的本质而行动，他们希望别人也这样行动，尽管这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加芬克尔的发现是，人们之所以能够一方面在头脑里保持着一种拼缀的、隐形的和模糊社会秩序，一方面维持着各种社会关系，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候都有某种固定的东西，并按照这种认知去行动。人们通常并不会互相要求对方解释他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是潜在地具有模糊性的。他们相互之间容许存在不确定性，并设想其确定的意义马上就会在某个时候显示出来。

因此，社会世界实际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但因为人们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还能以一种相当稳固的面貌出现。人们在面对一个组织的代表时通常不会询问他或她的权威的切实基础，或者是否有某项规定要求他们做他们正被要求做的事。 相反，他们假定，惯常的做法就是合适的和必需的，他们接受了那些并不是必然加诸其上的角色。

依照这种理论，加芬克尔让他的学生到一家百货公司去进行一项实验，只出大大少于标价的价钱去购买某些商品，这一实验证实了以上观点。学生们对完成这一任务颇怀疑虑，因为在绝大多数的美国商场，有一种未成文的共识，即商品必须按照它们的标价出售。他们发现，一旦他们真的开始砍价——例如，对一件标价为98美分的东西出价25美分——这就像打破了一道无形的界限。由于他们对控制局面有充足的自信，这使那些售货员显得颇为慌乱和不安。他们经常能感觉到他们所提出的价格至少有可能被接受。显然，标出的价格就是你要付的价格这一强制力的存在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它被遵守；其力量主要来自它从未被挑战过这一事实。

民族志方法学的观点在应用上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的。社会结构之所存在只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存在；如果有人有足够的权力和自信来推翻约定的共识，那他们就能成功地挑战这些信念。日常个人之间的礼节、尊重、礼貌和权威的整个结构的存在就是因为它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通常它所赖以支撑之物，除了那些相信其稳固性的人对违背者的潜在的社会谴责之外别无他物。

那些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神话的人就能打破这一气泡；他们镇定地拒绝接受对于情境的惯常界定，这使他们具有了心理上的优势，因为这些惯例的支持者的权力就来自他们确信他们的现实是客观的，而不是一个界定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实行的无形的社会结构都很容易受到挑战。一个商业组织就是一个由各种规则和角色组成的网络，这类组织之庞大以及规则严密使得个人无法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发起有效的挑战，因为组织内的所有人都已经形成了一套默认的规矩来遵守，也因为只有这样这个组织才会被各式各样的人所认同而存在。诸如此类，国家、警察机关、军队——所有这些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其成员（或者至少是足够多的成员）同意按照这些组织的观念而行动，即认为其规则和位置都是真实的事物，而如果他们能够如此行动的话，那他们也能强迫他人如此相信。

因此，象征现实是可以协商的，即使是在那些不可能彻底否定其最终有效性的组织中也是如此，而人们如何协商这些组织，就决定了在其内部实际上将发生什么。

从最细微的街上两个陌生人相互避开眼神的相遇，到庞大的帝国，社会秩序说到底都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只有在被普遍相信时才存在，而当人们努力趋向于按照这些信念而行动时，社会秩序才会发生。

戈夫曼和民族志方法学者对控制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关于认知论的哲学思考转化为一项经验研究的事业。自20世纪开端以来，发生了一场哲学革命，其原初思潮来源于一场数学家之间的争论。这是一场“形式主义者”（formalists）和“直觉主义者”（intuitionists）之间的冲突，前者相信他们可以构建出一个由基本的公理和定义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由此他们可以将所有可能的数学都进行严格的还原，后者则认为数学不能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发展依赖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每一个新问题找出证据。

这场著名的论战当中既有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两者都是杰出的形式主义者，但这些形式主义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罗素发现他自己的体系里造成了各种悖论——在基本逻辑本身内的各种矛盾。1931年，德国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证明了任何一套公理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总是必须要有至少一条原则处于这一体系之外；而如果这一原则被结合进一个更大的、更完整的体系，那么另外一条原则有必然处于这一体系之外，如此等等。几乎同时，维特根斯坦也放弃了创立一个关于语言的封闭性的哲学体系的努力，并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语言并不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有限领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结合，而是人们可以玩的一套游戏——是人们处理词语的行动，而不只是人们所意指的事物清单。

因此，谈论事物只是很多种语言游戏中的一种，而询问、提请注意、开玩笑和给人留下印象——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其他一些语言游戏，它们与只是赋予事物以名字的游戏一样，是真实的，而哲学家只将后者作为真正的话语。

直觉主义者的胜利从1950年开始就扩散到社会学领域，于是戈夫曼和民族志方法学者对索引性和语言意义之无限回溯的关注让我们逐渐了解到，社会意义如何并不是像我们能指出的具体事物那样是既定，而只是我们的社会行动的内容。它们在各种语言游戏中是经验性地可见的，而这些语言游戏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现实的大部分。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不仅仅是工具，而就是存在本身。
一开始是我们创造了语言，后来是语言塑造了我们。——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