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20 02:08 /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法兰克福学派,一代不如一代”,做为一个欧陆范式,特别是“批判理论”的代表(毕竟是他们祖师爷霍克海默最先搞出来的),但其“先锋性”已早被二战五月风暴后那一帮法国人甩在了身后.....此剧中松本老师对“词典”的态度,是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特别是交往理论)的缩影。

首先,他认为词典的一大重要功能是,让人们可以在日常会话中找到准确的词去表示自己心中所想,去理解他人心中所想。其次最后那一段议论也颇让人印象深刻,“日本的国语辞典没有一部是由国家机关主导编簒的,”“假如政府投入了资金,恐怕就无法避免其干涉辞典内容了。语言不能成为政府用来宣扬权威和支配民众的道具,编织语言的人的心,应该是自由的。”

好了,列举完了,我们可以开始打靶子了。前一点,松本老师关于对词语-词典的看法,标准着他对语言一种朴素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导致了他以为脱离政府资金,就可以使得人们自由使用语言,自由交流的这一并不太经得起考察的观点。观当代法国哲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的理论都是从对语言的考察开始的,无论从德里达还是罗兰巴特,都可以发现他们与索绪尔的渊源(某种程度上,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所缺乏的,缺乏的一种于他们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及从所指和能指的任意性原则衍生出来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这点又指示了他们同现象学的联系)。他们并不认为我们似乎可以精确地找到某个词去表达我此时的心情,精确地理解到他人的心情,又或是精确地去指称某个外部实在。这导致了一种福柯式的悲观主义(比较信心满满于“交往”的哈贝马斯,尽管他们俩的那场辩论并没有发生),进而也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衍生到社会批评上——无处不在地权力与资本。

现在应该回到松本老师了。对语言本身的那种未经考察而朴素的理解让他天真的以为拜托政府资金便可实现自由的交流。从表面看来是,他当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词典仍然受资本把持而是商业性的,更没有意识到,词典的编纂们自身也是已被审查的学术权威。这导致了一种深层的,他无法考虑到的危险性,且不说“交往”的可能性的问题而仅从他对“自由”的追求来看,他没有看到一部词典出版的本身就是对语言的暴政。已被审查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制定标准—规范的词语使用中,抹杀了能指的漂移,抹杀了一切冲突的发生的可能性(反而将其“自然化”),多元而自由的语言游戏自然也无从谈起。这是松本老师(也是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流于表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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