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12 18:14 /
因在首页挤掉了关于本作品的基础框架解释,故在此贴出:
剧透·基础框架
剧透·游戏原文摘录

本日志旨在把下列学术书籍中,与《最果てのイマ》相关性较高的部分,摘录过来。
摘录书籍目录,按关联性排序: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约翰·霍兰德 《涌现》
阿德勒作品集
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协力摘录:
霍布斯《利维坦》*感谢班友“SKY_TSK”于本日志第三楼进行摘录。

暂未计划摘录的书籍: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列维《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序文里总结的观点,比正文有用。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重温了一遍,没找到多少适合的段落。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商务印书馆2017版
*巴布亚东部群岛原始社会(又称库拉圈)的全景式民族志。综述少,材料多。

p2 序 詹姆斯·G·弗雷泽爵士
我们无需太多思考即可相信,人类从最原始到最高级的所有发展阶段中,经济力量都具有根本重要性。人类毕竟是动物界的一部分,所以他像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在物质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知识、道德、社会等更高级的生活形式,否则就不可能形成这些上层建筑。

p45 导论八节
他们的思想状态被烙上一个印记,因他们所处的制度、传统习俗的影响和语言这一思维工具变得模式化。他们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迫使他们用一种确定的方式思考和感受。

p435 12章6节
  控制全部部落生活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习俗惰性,即对一致行为的喜爱。当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提出绝对规则(康德,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概念,说它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时,他错了。在建议人们应如何行动,从而让人们的行为可能被当作一条普遍标准时,他恰恰颠倒了事物的原始次序。指导人类行为的真正规则如下:“其他人做的。看似属于一般行为规范的,就是正确、道德、恰当的。让我看看栅栏另一边的邻居在做什么,把它作为我的行为规则。”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每个普通人如此,过去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普通成员如此,今天的野蛮人亦如此;人的文化发展水平越低,他就越是恪守礼节、规矩和形式,越是无法理解并憎恶不一致的观点。人们创立了很多社会哲学体系来解释或误解这一基本原则。塔尔德的“模仿”、吉丁斯的“同类意识”、涂尔干的“集体观念论”、及许多类似概念,如“社会意识”、“民族灵魂”、“群体意识”及当今极为流行和盛行的“群众的暗示性”和“群体本能”等观点,全都试图掩盖这一简单的经验性真理。在我看来,这些体系中的多数,特别是那些借助集体精神这一幽灵的体系,都无意义可言,因为他们试图用假设的方式解释社会学中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基本的东西已无法再被概括简化,我们只需承认这些东西,并将其作为我们学科的基础。用文字制定定义、对措辞吹毛求疵,似乎并不能帮助我们在一个新学科上大获进展,因为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了解事实。

  无论对这一原则作何种理论解释,在此,我们仅需强调:严格遵守习俗、遵照其他每个人的做法,就是特罗布里恩土著人的主要行为准则。该准则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过去比现在重要。父亲的所作所为---或者,如特罗布里恩人所说,舅父的所作所为---就其作为行为准则而言,比兄弟的所作所为重要得多。特罗布里恩人本能地用作其行为指导的正是祖辈的行为。因此。叙述卓越的神话远祖而非直系祖先之所作所为的神话故事必然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叙述往事的故事被神圣化,因为它们属于伟大的神话年代,因为它们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为所有人知晓和传诵。它们因其历史性和普遍性而被认为是正当得体的。

  就这样,通过所谓的社会学基本法则的运作,神话具备了确定风俗、批准行为方式、赋予一项制度尊严和重要性的规范性力量。库拉(一种特殊的半仪式性交易)就是从这些古老故事里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和价值。库拉行为中遵守的商业信誉、慷慨及谨遵礼节等规则的约束性也都源于神话。我们可称之为神话对习俗的规范性影响。

  然而,库拉神话还有另外一种魅力。在库拉这项活动中,运气极大的影响着成功的可能性。一个人,无论其伙伴众多,还是寥寥几个,既可能满载而归,亦可能所获甚少,这取决于他的运气。于是,像所有赌博中的赌徒一样,库拉冒险家们认为,大获全胜不得不取决于运气。库拉神话则用极具运气的故事滋养了这一想法,还向人们表明,当他获得了必要的巫术知识时,让运气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主宰就是自己。

  我在前面说过,神话事件和今天发生的事件之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非凡的、超常的。这既使它们变得更具权威,也使人们对它们更为向往。神话事件为土著人树立了非常有价值的行为标准和渴望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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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兰德 《涌现》 *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版
*主题涉及到涌现现象,于是大多数内容都与最果有密切关联,只选择性截取一部分。
*成书年代为1998年,计算机技术相关的观点很可能显得过时。本书为涌现理论奠基人所著。旨在以还原论为基础,使用各种“积木”进行“建模”,重现涌现现象,并分析这个模型。阅读建模部分需要跨学科的专业知识。
*复杂性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方法。
第一章 神秘的涌现现象
p4
涌现的鲜明特征就是“由小生大”。这种特征也使涌现变成一种神秘、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往往带有企图“一夜暴富”的味道。然而,涌现确实是周围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耕种等日常活动依赖涌现的一些基本经验法则,比如我们必须知道影响种子发芽的各种条件。同时,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无论是政商活动中对于创新的隐喻性表述,还是创建新的科学理论,所有这一切似乎多多少少都涉及对涌现的使用。
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会遇到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涌现现象,例如蚁群、神经元网络系统、互联网和全球经济系统等。在这些复杂系统中、人体免疫系统、互联网和全球经济系统等。在这些复杂系统中,整体的行为要比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复杂得多。关于人类状况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则取决于人们对这类系统所表现出的涌现特征的理解:整个生命系统是如何按照物理和化学规律涌现出来的?只有弄清楚涌现现象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种种科学解答的局限所在。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科学研究将大大加深我们对涌现现象的理解。

p7
理解涌现
像涌现这么复杂的主题,不大可能用一个简洁的定义来完整地解释,当然我也无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但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可以提供一些标识,用来清晰地界定特定领域,以及研究相应的领域所需的条件。

一开始,我将把我们的研究领域限定在那些能用规则或定律清晰描述的系统。典型的例子包括:各种游戏、人们已充分理解其组成的物质系统(如由原子组成的分子),以及用科学理论(如万有引力定律)定义的系统。当然,涌现现象也会出现在那些至今几乎还没有普遍认可的规律可循的领域,如道德及伦理系统、国家的演变、脑海中产生想法的传播过程。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观点都与这样的系统有关,但如果要精确地把这些观点应用于这些系统,则还需要更好地研究这些系统内在的发展规律(如果存在的话)。

当然,“涌现”这个概念可能还有其他合理的科学用途,但是在上述这个由规则制约的领域,它就已经复杂到我们需要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研究了。本书将不厌其烦地反复证明,少数规则和规律就能产生极其错综复杂的系统。这种系统复杂性不仅仅是随机模式所表征的复杂性,而且也存在可识别的特征,就像点彩派画家的作品所体现的那样。此外,这些系统是变化的,也就是动态的,它们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尽管事物所遵循的定律不会改变,然而事物本身却会变化。棋类游戏中多种多样的棋局,或者遵循万有引力定律的棒球、行星和星系的运行轨迹,都说明了这一点:少数规则或定律能够产生复杂的系统,而且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引起恒新性(perpetual novelty)和新的涌现现象。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理解了与系统相伴的涌现现象,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复杂系统。

P8
如果组成系统的元素具备适应或学习能力,即使这种能力很初级,也可以产生复杂的涌现现象。在第4章,我们将研究一个具有学习能力的国际跳棋程序。虽然从涌现问题成为热点以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相比于国际跳棋程序,这些后来的成果便黯然失色了。这个程序通过学习居然战胜了它的设计者!很显然这是一个产出大于投入的案例。它根据学到的经验,不断对组成自身的单元进行小的改进,最终使自己的整体能力达到锦标赛选手级别。这个程序完全可以还原成定义它的规则(指令)本身,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你面前,然而它产生的行为并不是通过观察那些规则就可以轻松预测到的。

p12
我们可将一个可观察到的、持续存在的模式作为积木块,用来构成更复杂级别的持续存在模式。西蒙举的手表的例子能很好地在静态体系下阐述这一观点:希腊人知道的基础机械构件(杠杆、轮子等)是构成手表主发条这一子构件的积木块,而主发条子构件又与其他相似的子构件,例如手表指针的传动装置,组合在一起,进一步形成手表这一复杂系统。

在每一个可观察到的层级上,上一层级持续存在的模式组合制约着下一层级的涌现模式。这种连锁的层次关系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核心特征(见表l-l)。这一特征可以指导我们进行错综复杂的还原(reduction)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把对整个系统的解释还原为对组成系统的各个简单部分间相互作用的解释。由于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受规则控制的系统中的涌现现象,这种还原对我们的探索和研究将有很大帮助。还原方法一直是人们反复研究的哲学主题,有时它也成为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但这些探索却并不常关注它与受规则控制的涌现现象之间的联系。不过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例外情况,如丹尼尔·丹尼特的《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第10章研究了还原方法应用到涌现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在这里我们发现,存在于受规则控制的复杂系统中的涌现现象,算得上是合理运用还原论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表1-1 科学描述中典型的连锁层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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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典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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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物理学)>>>夸克、胶子
原子(物理学)>>>质子、中子、电子
气体、流体(物理学)>>>PVT(气压/容积/温度)、流量
↑密闭容器内(如锅炉)>>>环流(锋面)、湍流
↑自由流动(如气象)>>>
分子(化学)>>>键、活性位、质量作用
细胞器(微生物学)>>>酶、膜、转运
细胞(生物学)>>>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基因的行为
有机体(生物学)>>>形态发育
生态系统(生态学)>>>共生、捕食、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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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层次上的行为和结构都依赖上一层次上的行为和结构。较低层次的行为和结构可以限定较高层次的行为和结构,并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较高层次的行为和结构。需要说明的是,任一层次的行为和结构要与所有层次上的观察结果保持一致。

还有一点与还原方法的创造性密切相关。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很熟悉组成手表的基础构件了,但是手表的发明距今还不到两个世纪。为什么手表的基础构件早就为人类所熟知,而手表却又出现得这么晚呢?这个问题是关于建模、创新和涌现研究的核心:人们在建立一个模型或完善一个科学理论架构时,往往并不会给出推导的过程。科学理论架构所推导出的标准结论,往往不会体现推导出这些理论架构的早期隐喻模型。

p15
模型的作用
人类自诞生伊始一直在努力寻找开拓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最初人们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一些规则向神灵献祭。当时的人根据“神灵主宰世界”这类观念以及各种取悦神灵的献祭方式来构建世界的模型。后来,人类发明了机械装置,比如门、泵和轮子,以及各种利用它们来控制世界某些部分的方法。人类开始用机制代替对神灵的崇拜来构建整个世界的模型。最终,人类有了由计算机控制的复杂设备和模型,以及那些运用抽象机制的科学模型。虽然模型的使用如此广泛,但我们对建模技巧本身并不熟悉,即便那些实践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因此,建模将成为贯穿本书始终的话题。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建立一定的实体或脚本来充当模型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模型可能会很小,如古埃及人制作的那些精美的动物和船只的缩微模型;它们也可能很大,像用很难移动的巨石排列而成的巨石阵,它是代表季节更替的模型。模型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但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例如,开车上下班时我们需要在头脑中规划出行车路线模型。事实上,对于沿途的重要地标和拐角,人们都在头脑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地图。要不是由于道路施工或发生交通事故而不得不找出其他路线,我们显然意识不到这种地图的存在。在寻找其他路线的过程时,我们会按头脑里的地图想象着去寻路,而非真的走上一番,验证是否可行。由此可见,人们可以不必进行费时费力而且可能有危险的实践,只要借助模型就可以预测结果,这是模型的一个重要价值。比例模型,如轮船模型、飞机模型、铁路模型等,也有重要的价值,没有它们,某些测量工作将变得异常困难。我们可以利用轮船的比例模型来测量真实的轮船上从桅杆顶到船首斜桅顶的距离。可以利用风洞来对飞机模型进行各种实验,从而得到实际飞行中会用到的一些参数。实际上,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模型在精细的实验中是必不可少的。
(中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科学都以模型为基础。牛顿方程和麦克斯韦方程组对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建模,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模型推演出事物发展的结果,并且做出预测。这些方程能够解释的很多出乎意料的预测和神奇的结果,恰好是涌现的最好例子。即使创建模型的人直觉超凡,但从模型推导出的许多结果仍出乎他们的意料。为了理解涌现现象,我们必须了解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模型为何能在它们被构建时具有的知识基础上,产生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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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解科学建模的游戏与数字
p34
忽略细节的数字
从根本上说,数学依赖于数字。数字也是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概念。数字可能是具体化的最佳体现。毕竟,没有什么比“停车场有3辆公共汽车”和“我有2个孩子”的说法更具体了。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数字,就会发现它是源自抽象的:数字舍弃了一些细节。

数字几乎删去了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细节。当我们说到数字时,除了物体存在这一事实以外,它的形状、颜色、质量或其他任何用以标识自身的属性都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即便是不同物体的集合,只要它们各自包括的物体数量相同,那么仅从数字这个方面考虑的话,这两个集合是完全等同的。也就是说,3辆公共汽车、3只鹳、3座山是对数字3完全等同的“实现”。

忽略细节是建模的本质。模型必须比与之对应的实物简单。

第三章 地图、博弈论与计算机模型

p59
博弈论
(前略)
如上所述,我们通过重复博弈,发现并组合积木块(经验法则和博弈特征),从而构建起了一种可行的策略。与列举所有状态以及相应的动作来精确定义策略相比,这个方法要可行得多。即使策略的某些部分很难用积木块直接描述,上述方法仍不失为策略建模的一个有效起点。这个观点是以如下假设为前提的,即对手的策略也建立在有限数量的积木块之上。

如果对手是大自然的话,并且假设我们是科学家,我们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宇宙运行确实依照某些可行的策略,但我们仍然尝试着建立关于宇宙运行规则的模型。爱因斯坦的名言“量子力学令人印象至深,但我相信上帝不掷骰子”,显然是一种信念的表达,而非观测结果。在科学研究和博弈游戏中,以上策略建模的有效性为这种积木块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部分佐证。万有引力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以及孟德尔的遗传规律,都为我们揭示了大量关于宇宙运行的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们能够找出一套固定的策略,可以推演出自然界的众多可能性,仍然还会有未知和神秘的事情发生。例如牛顿方程,经过数个世纪的不断挖掘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它所蕴含的新的可能性,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显然也还远没有包含自然界所有的可能性。

p61
初露端倪的涌现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常常被用来解释天气预报和其他复杂现象研究中遇到的困难。简而言之,混沌理论是指,在规则明确的大规模系统中,局部条件的微小变化能够引起全局范围内长期行为的巨大改变,比如天气。举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阿根廷上空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将导致全球范围内天气状况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以下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能像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所说的,能够确定世界范围内所有相关变量的所有值(Singer, 1959),那我们就能预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天气状况。借助该模型,可以预测长期的天气状况,而不必理会蝴蝶是否扇动了翅膀。但事实上,这两种天气模式最终会相去甚远。

这个解释忽略了实际天气预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气象学家并不可能知道所有相关变量的值,因此也就无法在细节上进行研究,或做出长期预测,因为这样一来不得不考虑混沌带来的影响。事实上,针对短时间内大规模气团的活动,预测是有效的。此时,蝴蝶或喷气式飞机产生的影响都可忽略不计。气象学家也不会试图使用较为久远的初始条件进行预测,如考虑蝴蝶效应的影响,而总是利用最新数据每天重新预测。这样,模型的状态持续与实际情况趋于一致,就无须考虑混沌理论的影响了。


第四章 会学习的国际跳棋程序
p82
评估棋局
具有为对手策略建模的能力,是塞缪尔的国际跳棋程序成功的关键。正是这种非凡的能力使程序的学习机制运行起来。机器棋手不断积累经验,持续改进对手策略的模型。如今,由于我们不断尝试对市场、生态系统、免疫系统等适应性主体系统进行研究(Cowan, et al., 1994),因此为对手策略建模显得更具吸引力。在国际跳棋程序中,这些主体在获得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改进它们的策略,由此而产生的复杂性和塞缪尔面临的问题相似,而机器棋手的设计为理解这些复杂性提供了途径。

p104
国际跳棋程序的启示
对显著特征和细节的敏感属于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在面对复杂情景时,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我们总能迅速地把周围环境分解为熟悉的元素。“那里有3棵树、1间房子、1头奶牛……”或者“街上有5幢摩天大楼、2盏街灯、1个消防栓……”这个过程几乎不需要多少有意识的思考。然而,要让计算机程序获取这种能力却是相当困难的,目前还没有可以有效执行该任务的程序。

事实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分解能力非常微妙。场景被分解为可复用的积木块,而并非任意组件。虽然经常看到树,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以相同的方式看到同一棵树。每次看到树时,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角度都会在视网膜上留下不同的影像。如果考虑细节因素的话,我们在各种场景下看到大量不同种类的树,会很自然地把树进一步分解为树根、树干、树枝以及树叶。这些积木块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从而使我们构建和认识不同种类的树。这有些像孩子玩的积木,它们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像游戏一样,只有某些组合是合规的,除非我们想构建一棵根和叶倒置的“猴面包树”。有时,为了追求生动或者出乎意料的效果,我们会尝试不合规的布局,但那些都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我们可以继续用隐喻的方式使用树模型,这样就可以把对于树的理解转移到更广的领域。在讨论博弈树时,我们甚至借助了根叶的概念以加深理解。第11章将更为仔细地研究隐喻的应用以及它和模型的关系。

第五章 神经网络模型
p111
如果在适当的水平下进行比较,神经网络模型与塞缪尔的国际跳棋程序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而且,我们还会认识到,进一步了解神经网络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涌现现象。通过重新叙述侯世达关于蚁群的启示性隐喻,我们将会找到新的视角。
蚂蚁个体的行为非常自动(纯粹反射性地被外界条件所驱动)。它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描述为对十几条形式规则的调用:“用大颚夹紧物体”“按照追踪信息素递增或递减的方向来寻路(追踪信息素是一种能够把某些信息进行编码的气味,这些信息包括‘沿这条路去找食物’‘沿这条路去战斗’等等)”“根据是否具有‘蚁群成员’的气味来辨别移动着的物体”,等等。当然,如果要让计算机模拟蚂蚁遵循这些规则的行为,对这些规则的说明还必须更加具体细致,但以上这些简短描述已经体现了规则的要点。这些规则的数目虽然不多,但当蚂蚁在不同的环境中移动时,它们会不停地调用这些规则。一旦蚂蚁个体遇到这些规则没有概括到的情况时,它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在这些规则没有概括到的环境中,大部分蚂蚁,特别是工蚁,最多只能存活几个星期。

一个蚁群中各个成员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整个蚁群的行为。然而作为一个群体,蚁群所显示出的灵活性却大大地超过了其个体成员的能力范围。蚁群可以感知并应对在很大地理范围内出现的食物、外敌、水患和很多其他现象。蚁群能够把领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按照有利于群体的方式来改变周围环境。蚁群的寿命一般要比其个体成员的寿命长几个数量级(尽管在有些种类的蚂蚁中,蚁群的寿命可能大致等同于蚁后的寿命)。为了了解蚁群,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稳定、适应性很强的组织究竟如何从它那为数众多的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
像蚁群一样,中枢神经系统也由大量相互影响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被称为神经元。单个神经元就像蚂蚁个体一样,有一套行为指令系统,这个指令系统可以根据数量不多的规则建立起来。而且像蚁群一样,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中枢神经系统所调控的行为都比单个神经元本身的行为要复杂得多。当然,蚁群和中枢神经系统有着很重要的区别。例如,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连接和相互影响在空间上讲,基本上采用“有线”方式,然而蚂蚁的交互网络却具有流动、变幻不定的特点。然而,这两种情况最令人迷惑的地方都在于:这样一个如此稳定而灵活的组织是如何从一群相对不灵活的组成部分涌现出来的?

因为蚁群的活动细节比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细节更容易观察,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蚂蚁个体,并观察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蚁群中的涌现现象就显得不那么神秘了。在这方面,隐喻是很有效的手法:通过对蚁群的观察和对比,就可以很合理地解释神经网络的行为指令系统为何比其成员(神经元)的行为指令系统优异很多。在建立这样的网络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会用类似观察蚁群的方式来研究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干扰模拟神经网络,从中挑选出在涌现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个体神经元的特征。而且,由于这种网络的结构超出了塞缪尔评估函数的范畴,所以当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检验塞缪尔的众多观点时,还会涉及在他的国际跳棋程序中不易观察到的涌现的其他层面。

第六章 普适理论框架
p157
基于主体的模型
如果模型的组成元素数量庞大而且易于变动,那么使用纸笔研究的局限性会变得很明显。以市场举例。决定市场状态的贸易谈判依赖于各个主体,即买卖双方进入和离开市场时的目标和策略。像股票和商品这样的大规模市场,因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而著称。甚至是十分简单的市场模型,由于受到买卖双方行为的严格限制,也会显示出非常复杂的动态性(Arthur, et al., 1997)。偶然出现的市场崩溃和泡沫经济,会导致市场活动和价格水平产生突然变动。市场模型可能会稳定地运行成千个模拟工作日,只带有一些小波动,然后突然进入一种全新的状态,这与真实市场非常类似。不管这些研究结果是通过计算还是数学分析得到的,它们都是使用纸笔的研究工作远无法得到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状态,可以很自然地由其中具有决策能力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来描述,这一点和游戏很类似。当我们给这样的系统建模时,这些个体就被称为主体,这个模型就被称为基于主体的模型。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如在政府部门、商业机构中,制定计划的主体是人。有时,我们不考虑小的细节,只考虑一个部门甚至整个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计划,这时,部门或政府就是主体。在每个层次上,我们都能设计出基于主体的有趣模型。这一规则也适用于生态系统,我们可以挑选一些相互关联的物种作为主体。或者在免疫系统中,我们可以将各种抗体作为主体。当把染色体中相互作用的基因或是细胞中的细胞器当作主体时,我们也可以由此获得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当然,所有这些系统都展现出涌现现象。

基于主体的模型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以及它与涌现研究之间的明显联系,都提醒我们在为涌现研究提出一个普适框架时,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种复杂性,就应当认真考虑基于主体的模型。第5章开始时对蚁群的讨论正说明了这一点。描述蚂蚁个体行为的指令系统,其规则可能很少,群体的复杂性来自大量的蚂蚁个体、不同蚂蚁个体之间、蚂蚁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这一点上,蚁群和神经网络类似,即整个系统的灵活行为依赖于由相对较少规则控制的大量主体的行为,在神经网络中,主体是神经元。在许多基于主体的模型中,大部分复杂性都源于其涉及的主体数量巨大。

当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主体数量很大时,无论简单与否,它的“遍历树”,即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范围,都将大大超出国际象棋或国际跳棋庞大的遍历树。因为主体个体的行为受当时环境中其他主体和对象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太容易从一个“一般”的个体行为中预测出所有主体的行为。特别是如果主体个体会不断学习、适应环境,那么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正如在国际象棋和神经网络的例子中,主体的策略不仅会受目前状态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策略规则也会变化。随着这些困难的增加,涌现行为也逐渐产生了。

第七章涌现的受限生成过程模型
p190
关于涌现的经验 *划重点
(前略)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能够得到关于涌现的什么知识呢?

我们可以看到:

· 简单得出奇的规则(转换函数)能够生成连贯的涌现现象。

· 涌现现象是以相互作用为中心的,它比单个行为的简单累加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非线性规则作用的例子中体现出来)。

· 持久的涌现现象可以作为更复杂涌现现象的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观点前面都提到过,不过现在它们的含义将会更加清晰,因此在复杂性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任何能够隐藏的东西,也不存在所谓神秘不可解释的行为。


第十一章 隐喻与创新
p294
探索更大的模式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门学科的理论都在不断地发展,能够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广泛。但在任何层次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长远的预期是什么,宇宙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找到一个“最优”理论。甚至像国际象棋这样简单的小系统,我们仔细研究了几个世纪也没有找到“最优的”对策理论,怎么可能在真实的宇宙中找到这样的理论呢?我们甚至连宇宙的基本规律都还不了解。

但如果我们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到最优的对策,那么这种不可能性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约束。当面对复杂的情况时,我们的目标通常是“做得更好”。无论是模型还是隐喻,这种“更好”可能是全新的、出人意料的,也可能是对类似事物的一种完善。尽管我们没有遍历对策树中所有的可能性,但几个世纪以来,国际象棋的博弈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各种级别比赛的记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我们已经逐步创建了许多科学模型,这些理论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持续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不知道未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在隐喻、文学和诗歌领域,不断追求更好的努力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新的创意也不断涌现,即使是那些最虔诚的正统卫护者,也不会再固守所谓“最好的”诗、戏剧或小说。

从这个观点来看,对于人类认识过程研究的中心问题将可能是认识机制和相互作用的本质,它们是在生成过程中识别出更大模式能力的基础。像CopyCat(Mitchell, 1993)的例子那样,我们的研究看来是受到相关积木块左右的。隐喻、类比和模型,引导我们揭开世界上许多复杂的谜团。在能够对认识过程建模之前,人类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个过程的。
结语 不能停止的涌现研究
p306
摘要重述
1.涌现现象出现在生成系统之中。这些系统是由那些种类相对较少并遵循着简单规律的一些基本元素及其大量的“副本”组成的。一般来说,这些元素及其副本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阵列,如国际跳棋、网络、物质空间中的点等,这些阵列在转换函数的作用下可以随时间变化。

2.在这样的生成系统中,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系统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所以系统的整体行为不能通过相对独立的各组成部分行为的简单叠加得到。换句话说,系统行为中存在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无法通过直接考察各组成部分所满足的规律得到。这些整体行为规则不仅可以解释或部分解释系统的行为,而且能够说明特定的行为控制方式。例如,在国际象棋中,一个棋手采用基于某种兵形的策略可以持续获胜。

生成系统的定义尽管决定了其他方面,但也只是简单描述的起点而已,以后的活动则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和试验来决定。从这种意义上讲,输出大于输入。

3.生成系统中一种典型的涌现现象是,组成部分不断改变的稳定模式。涌现现象让我们回忆起湍急的小溪中不断冲击石块的水流形成的驻波,其中的水分子不停地变化,而驻波的形状基本不变;在这一点上,它们同那些由固定成分组成的固态物质有所不同,如岩石和建筑物。典型的例子是国际象棋移动和变化的兵形,或者一系列神经元的反射。有机体组织存在这样一些稳定的模式:两年之内,构成它的所有原子都会被更新,而且大部分成分大约几周就更新一次,而有机体组织的整体外形和功能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

只有这样稳定的模式才会对生成的系统将来的结构产生直接、可追踪的影响。当然,系统的规则确保了所有结构间变化的因果关系,而只有这样的稳定模式才能确保这些系统进行持续、可追踪的演变。

4.一个稳定模式所在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功能。由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环境会对模式产生影响。在康威自动机的影响下,滑翔机就会有不一样的用途,这就是环境影响功能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却很能说明问题。生物系统的多样性则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例子。举个例子,三块连接在一起的骨头,起初是鱼的鳃弓的弹性联结装置,后来演变到爬行动物时,这个联结装置的作用是让它的嘴张得更大,再后来则演化为哺乳类动物内耳中的联结装置。这三块骨头的联结装置结构清晰并随着时间的流逝保存下来,但受环境影响,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环境因素的变化,导致我们难以从后验的角度描述涌现现象。

5.稳定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了约束和校验,随着这样的模式数量的增加,系统的“能力”也会增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想一想,生物通过DNA代码冗余来加速修复其复制过程中局部错误的方式。随着个体数量的增长,蚁群和神经网络会表现出新的能力,则是两个更加复杂的例子。

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由其他模式(有时只是给定模式的副本)决定的环境的作用,都增强了这种能力。特别是在随着参与者的数量增加,可能的相互作用的数量以及可能引起的反应的复杂程度,也出现了急剧增长,比如按阶乘级数增长。

6.稳定模式通常符合宏观规律。当可以用公式表达宏观规律时,对整体行为模式的描述就不必再借助那些决定个体行为的微观规律,即生成器和约束。相对于其组成元素的行为细节,宏观规律通常更加简单。描述康威模型系统中滑翔机行为的规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7.“存在差别的稳定性”是那些产生了涌现现象的规律的典型作用结果。例如,在塞缪尔的国际跳棋程序中,新的策略或新的权重,是通过修正那些稳定战胜对手的策略的权重得到的。在神经网络中,稳定的反射模式可以转变成具有更复杂行为的组成元素,即赫布的细胞集群。另外,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能够产生新变异、持续时间足够长,以至于足以积累足够的资源来复制自己的那些模式。

存在差别的稳定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模式只在没有遇到其他模式时存在;另一些模式则存在于相互作用中,并逐渐分解或者转化为其他模式;还有一些稳定模式只同极少数其他模式发生相互作用,并在所有其他环境中保持形式不变。

存在差别的稳定性对生成过程可以有很强烈的影响。那些在多种相互作用中都存在的稳定模式很可能在生成过程的早期起关键作用。这样,可以尝试许多可能的组合,进而提高出现更复杂的稳定模式的可能性。在这些一般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相互作用范围非常有限的特殊模式。特殊模式偶尔也会以某种共生的方式同一般模式结合在一起,并避免一般模式受到足以导致它解体的相互作用的影响。

有一个简单的生命体,例如一只蚂蚁,我们假定它遵守这样一条一般规则:无论何时,蚂蚁察觉到任何移动的物体都会逃走。绝大多数情况下,蚂蚁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规则,因为周围环境中多数运动着的、较大的物体都可能使它“解体”。这条规则经常被验证,常常能让蚂蚁避免受到伤害并且没有直接的损失。即使没必要避开时,它依然会这样做。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规则也导致蚂蚁没有机会与其他运动中的蚂蚁直接接触,长期而言,这是非常有害的。肯定有其他特殊的规则存在,对第一条规则进行了修正:如果物体是[运动的]并且[是小的]并且[发出了“友善的”信号]则[接近这个物体]。当这些特殊条件满足时,这个特殊的规则就会起作用,于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就出现了。特殊模式避免了一般模式的缺陷对整体造成的长期损害;同时,一般模式则在不会引发特殊模式的情况下防止个体的“解体”。

相比特殊模式,一般模式的稳定性更容易验证,因为一般模式能在非常大的范围内得到验证,而与此同时,只有极少量特殊模式能得到验证。结果是,一般模式为与之交互的特殊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较少得到验证的特殊模式,则在“开发”的环境中更容易“解体”。这种与采样率的关系,涉及了宏观规律的出现和分层的生成过程。关于默认层次更深入的讨论,请看《隐秩序》一书。

8.更高层的生成过程可以由强化的稳定性而产生。交互支持的相互作用,例如共生现象与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和鲁蒂尔德·温克勒(Ruthild Winkler)于1981年提出的超循环理论,常常会强化组成部分模式的稳定性。当这些稳定性得到强化后的模式满足简单的宏观规律时,在原有的生成过程之上,一个新的生成过程出现了。

这样形成的生成过程仍然遵循底层的生成过程的规律,但是如果按照原有的生成过程来看,它显示出来的一些模式是难以想象的。更高层次的生成过程可以持续强化,最终完全“替代”底层的生成过程。

达尔文关于哺乳动物眼睛起源问题的论述,就是一个诱发在更高层次形成生成过程的好例子。而这样的生成过程所显示的模式,从底层元素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可能的。在达尔文之前,有人认为,如眼睛这样精致而有组织的器官,只能是上帝的杰作,它不可能是各个组成部分偶然组合到一起的。事实上,同许多生物器官一样,如果仅仅认为眼睛是从所有由原子组成的大量物质中随机筛选出来的,那么它们确实不太可能出现。

达尔文宏观上的论述现在已得到关于眼睛的分子生物学深层次的证实,而这些事实在达尔文写生物进化论的时代还是不可知的。现在我们知道,光能改变了某些结构相对简单的生物分子键,并产生一系列可以激发神经元这样的连锁反应。光敏化合物、晶状体、视神经等,作为更高层生成过程的积木块(生成器),最终形成了眼睛。达尔文关于眼睛逐步形成过程的论断,也可以从分层的生成过程角度重新表述。就基于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分子的生成过程而言,眼睛的出现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当我们考虑到出现了更高层的生成过程时,那么眼睛的出现就成为可能了,甚至眼睛是必然会出现的。

眼睛的生成过程在进化中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哺乳类动物,一次是头足类动物。这两种情况中所利用的积木块,如化合物、细胞形态等,都不相同,但最终形成复杂结构的眼睛却由相同的构件组成,这些构件是透镜、调焦系统、视网膜。在某些方面,鱿鱼和章鱼等头足类动物的眼睛甚至比哺乳类动物的还要好。显然,当我们考虑到积木块时,眼睛的形成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将极不可能转化为可能,是具有涌现现象的系统的一大重要特征。即使最简单的稳定模式,在生成过程中出现的概率也是极低的,但是,只要这个生成过程持续时间足够长,那么这个稳定模式就一定会出现,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并同其他稳定模式(其他副本或变异)相结合,进而出现更大的、稳定性和能力更强的模式。一旦发现一些最初的积木块,比如简单的膜、克雷布斯循环、不同成分的黏连等,能够产生自繁衍组织的组合数量就会急剧增加。很多人认为,进化需要一系列的不可思议的发现,所以,它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进化是加速的。如果考虑到一系列分层的生成过程,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将成为可能。

p315
认知上的障碍
我们对灵长类生物视觉方面的建模就是极不准确的。这导致我们对感知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人类对模式识别的建模过程似乎是将完整的画面以很大的、静态的像素数组(二进制图形元素形式)输入大脑。但视野中实际的原始影像,正如在第5章讨论神经网络时简单提到的那样,是通过一系列快速扫视,以快照式输入的方式被识别的,每一次识别都只是对整个事物影像的局部捕捉。相关实验显示,快速扫视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是由更高级的活动部分引导的,而且快速扫视还涉及局部的预期。显然,快速扫视对选择突出的特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进而对于我们为世界建模大有裨益。


如果在这种基本的水平上,我们尚且不能对突出特征和模式识别建立模型,那么,对诸如隐喻和意识这类具有选择性的意图进行建模就更困难了。我们已经看到,在隐喻形成中,“源—目标”相关概念和有意的模型构建,与创新的效率关系密切。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真的存在与快速扫视活动相类似的、协调着高层次视觉选择和期望的部分吗?这个过程似乎很适合用赫布关于中枢神经系统运行中细胞集群定位的观点来解释。但是,关于中枢神经系统如何从接收到的那些无限的、新奇的、如洪流般的信息中选择出相关信息,我们还没有成熟的认识。只有获得这样的认识,那些与建模、修辞和创新相关的关于涌现的认识才会有意义。

p331
涌现研究的长远目标
根据生命这个广泛的抽象概念,我们将世界的本质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类: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这种分类有点自相矛盾。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说一个分子是“死”的,但是由这样的分子组成的生物细胞却是“有生命的”。多数科学家现在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一种超越物理学和化学定律的隐藏的“生命”。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模型可以严格展现作为一种涌现现象的生命,只是对这样的模型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做出了推断,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考曼弗雷德·艾根和鲁蒂尔德·温克勒的著作(Eigen, Winkler, 1981)。我们有理由认为染色体对有机体的生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已经开始了解单个基因的功能。但我们对基因间相互作用仍了解甚少。很明显,染色体确定了一个复杂的程序。在细胞的成长中,基于细胞蛋白质复杂的反馈传导,基因被置于“开”或“关”的状态。对于多细胞动物而言,这种程序远远比我们曾设计过的所有计算机程序都要复杂。而且,这种程序是处在复杂结构和存在催化的环境中,它影响环境的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生命是一种涌现现象,在基于已知机制获得相应模型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生命是涌现现象,但在意识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但至今仍悬而未决。人们还不清楚是否能将一个或者所有意识问题还原为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有趣的推测,可以参见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中那些很有趣的讨论(Dennett, 1991)。至今,还没有理论或模型能清楚地表现意识的涌现现象,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这样的理论和模型,也没有这样的人工系统显示,每个主体(神经元)同时与成百上千的其他主体(通过突触)相互作用,而且相互连接的主体中存在大量的反馈回路,使得单个的主体可能属于几百个或上千个回路。即使最复杂的计算机,它们也只能为每个主体建立10个左右的连接。从人类现在掌握的机器知识推断,符合要求的机器在复杂性上要跳跃三个数量级,我们的能力对如此复杂的计算没有多大指导性,在这种情况下的推断最多只能算是构想。在我们对这种复杂机器有更多了解之前,是否可以采用这样的机器来研究意识的涌现属性还是个问题。

在确切地知道哪些生命和意识的现象及问题可以通过涌现现象进行解释之前,我们对宇宙万物的理解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知道,在已知那些机制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还能解释多少现象,如生物分子和神经元。我们了解这种解释的局限性也需要继续走很长的路。但是,只有在持续努力地去做了这种解释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释。

p341
译后记
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世界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得多,那种追求简单化、绝对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恰恰正是导致世上出现众多失误和偏颇甚至灾难的根源。我们以前期望找到一种“一统天下”的终极真理或规范,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模式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做和能够做的是承认和正视复杂、多样化、分层次的世界,避免绝对化和僵化,不断认真观察和研究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复杂性研究的核心理念。而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榜样的,正是赫伯特·西蒙和约翰·霍兰德两位大师。赫伯特·西蒙的《人工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和《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Empirically-based Microeconomics),霍兰德的《隐秩序》和《涌现》就是他们的代表作。这种科学理念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影响了我们。这就是20多年来我们持续关注复杂性研究的原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复杂性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方法。

阿德勒作品集 *来源杂乱,本人会修正一些误译。
*口三才的心理学知识来源不明。不能特定他的心理学知识是否来源于阿德勒的理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是精神分析理论、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心理学观点朴实易懂,因此传播广泛。但他本人却没有荣格、勒庞、弗洛伊德知名(至少在中文圈范围内。听说在日本,阿德勒理论更有热度)。我们常识中存在的很多名言、心理学知识都起源于他的作品。
*本人手中的版本翻译质量过差,于是选择摘录电子书。
*在每个段落后标注相关内容。阿德勒的理论解释幅度太宽,也有很多过时的观点。仅摘录比较重要的部分。
*总的来说,最果中经常提到的“宽松教育”与“自己责任”,都与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有所关联。

《理解生命》*1927
第一章 个体心理学
父母的影响 *红绪母女
其中对孩子的头脑最有影响的印象之一就是父母过度惩罚或打骂带来的压力。这使得孩子努力寻找解脱,有时表现为心理上的排斥感。因此我们会发现那些拥有坏脾气的父亲的女孩会避免和所有男性接触,因为她们相信这些男人都是坏脾气。或者那些拥有严厉的母亲的男孩会排斥生活中的女性,这种排斥会有多种表现形式:当有女性陪伴时,孩子会变得羞涩,或者可能变成同性恋。这些过程都不是遗传的,而是由孩子早年的生活环境引起的。

儿童往往要为他们早期犯下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尽管如此,他们却得不到指导。父母不知道或不愿向孩子承认他们为人父母的疏忽,所以孩子只能带着这些错误走完漫漫人生路。

不要过分强调惩罚、责备和说教的无效。只是说,孩子和家长不清楚什么是错误的,以及应该做些什么来改正错误,那么什么效果也不会有。孩子不理解为什么会受到惩罚,就会变得顽皮和胆小,而且这些惩罚和说教改变不了他们的原型。生活的经历也改变不了原型,因为生活的经历总是与个人的统觉体系相一致。只有当我们接触到构建性格的根本因素时,我们才能做出改变。

私人逻辑 *幼年宗多、奇化者
注意一个与罪犯相关的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给予更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威慑犯罪者,反而会强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的想法。我们不应忘记,罪犯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找不到对真正的勇气、自信、社交感和共同价值的理解。

第二章 自卑情结
语言和交流 *笛子妹、狼孩
每个人都知道语言是社会化的产物,但很少有人知道个体的不足正是这个产物之母。我们可以从儿童早期的行为中看到这一点。当他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们通过语言来获取注意。如果儿童不需要获取注意,他们不会尝试说话。在生命的头几个月,语言能力发展之前,孩子的母亲提供孩子所需的一切。有记录表明,一些孩子直到6岁才说话,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说话。

有一个案例也证明了这一事实,这个案例中的孩子的父母都是聋哑人。当摔倒受伤的时候,他并没有哭出声来,因为他知道声音是无用的,父母听不到。所以他做出哭的样子来获取父母的注意。

自卑感 *幼年忍 user
社交过程的核心,是人们总是努力寻找可以彰显自己的机会。所以有强烈自卑感的儿童会排斥比自己大的孩子,只和比自己弱小、受自己支配的孩子玩耍。这是自卑感的一种反常、病态的表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自卑感,而是它的程度和特点。

《自卑与超越》 *1932
*梦见章二、minimum
梦是个人试图在生活方式和现实间架起的一座桥梁,以此来避免对生活方式做出调整。生活方式是梦的主人,可以激起个人所需要的感觉。我们在梦中发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其他特征和行为中找到。不管做不做梦,我们都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问题,但梦可以为生活方式提供支持和维护。
假如上述观点正确,我们对梦的了解便迈出了最重要的新步伐:梦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每一个梦都是一次自我陶醉、自我催眠。其全部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心境,为面对某种现实情况做好准备。我们在梦中可以看到与日常生活完全相同的个性,但也能看到,在心灵的工作中,这种个性仿佛在为白天所需要的感觉做准备。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将能在梦的构造,以及它所采用的手段中都发现这种自我欺骗。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首先,我们发现了对各种图像、事件和表现的选择。我们曾提及这种选择。回顾过去的时候,个人会对其中的一些图像和事件进行选择。我们发现这种选择是有目的的,他只会从记忆中选取那些支持他优越感目标的事件。操控他记忆的是他的目标。同样,在构造一个梦时,我们所选择的那些事情都是符合我们生活方式的,并能在遇到某些问题时表达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要求。这种选择的意义在于,它能表现出我们遇到现实困难时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在现实中处理这些困难会需要常识,但生活方式拒不退让。

家庭的影响 *千鸟、红绪母女
母亲的作用
不幸的是,人类文化并不十分尊重母亲的身份。如果社会重男轻女,男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女孩自然不会喜欢她们未来的使命。没有人会满足于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女孩在结婚后,如果要面临生育小孩的情况,就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抗拒。她们不愿意生孩子,也不抱任何期待,更没有将其看作是一项有创造性的有趣的活动。

这也许是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努力来解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女性对于母性的态度息息相关。不论在哪里,女性在生活中的作用大多被低估,处于低人一等的位置。我们发现,即使在孩童时期,男孩就将做家务活看作是仆人的工作,仿佛动动手帮个忙都会侮辱他们的尊严。人们应当把做家务、持家看作是女人的伟大贡献,而不应当是分配给女人的苦差事。
(中略)
女性的作用一旦被低估,婚姻生活的和谐就会被破坏。如果一位女性认为照顾孩子是件低级的事,她就不会正确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关心、理解和同情,而这些对于小孩有一个好的人生开端是非常必要的。一位女性,如果对她生活中的角色有所不满,就会有其他生活目标阻止她与孩子产生正常的联系。她的目标与其他女性不同,经常会念念不忘要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看,孩子只是一个令人讨厌和让她分心的存在。
(中略)
然而,我们不能把这种失败完全归咎于母亲。母亲无罪可究。也许母亲本身就没有接受过与人合作的训练,也许她在婚姻生活中抑郁痛苦,也许她对周围环境感到困惑和忧虑,甚至可能陷入无助和绝望中无法自拔。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许多阻碍。假如母亲病了,她也许想与孩子合作,但回家后觉得身体疲惫无力去做。假如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孩子在食物、衣服和住所等方面的需求可能难以保证。

孩子的行为并非由经历决定,而是取决于他们从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当我们调查问题儿童的背景时,经常发现他们与母亲的关系存在问题。虽然在表现良好的儿童中也存在同样问题,但他们的处理方式会更加成功。在此,我们又回到了个体心理学最基本的观点:个性的发展并无固定成因,而儿童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实现目标,并将其看作自己生活观的成因。例如,我们不能断言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就会成为罪犯。我们必须了解他从经历中得到了什么结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假如女性对于母亲的角色有所不满,她和孩子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压力。但我们也知道母性的本能是非常强大的。调查显示,母亲保护孩子的倾向要强于其他任何倾向。在动物的世界里,例如老鼠和猩猩,母性的本能已被证明比性欲或饥饿感更加强大。因此,如果需要选择追随某种驱动力时,母性的本能总会获胜。

这一动力与性无关,而是来自合作的精神。母亲经常将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孩子,她才与全部生活联系起来,她才能感觉到自己是生与死的主宰。在每一位母亲身上,我们都发现她通过孩子创造了某种东西,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几乎可以说,她认为她像上帝创造人一样,从虚无中创造了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母亲的渴求事实上是人类追求优越感的一个方面,追求神圣目标的一个部分。这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告诉我们如何按照人类最深的情感去服务于社会和人类。

有的母亲将孩子看得过重,认为孩子可以完成她未完成的使命。她可能会设法让孩子完全依赖她,控制他们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会永远在一起。在此我想举个70岁农妇的例子。她的独生子在50岁时还和她生活在一起。两人同时得了肺炎,母亲活了下来,但独生子却不治而亡。得知儿子死讯时,母亲说:“我就知道我没法把这孩子平平安安养大。”她认为自己对孩子的一生都有责任。她从未试图使孩子完全成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开始明白,如果母亲未能扩展她与孩子的联系,未能引导他平等地与生活中的其他人合作,她就是大错特错。
(中略)
假如母亲只想着让孩子对她产生兴趣,孩子以后就会憎恨所有试图使其对他人产生兴趣的尝试。他们总是会向母亲寻求支持,对所有他认为会吸引母亲注意力的人产生敌意。母亲只要对丈夫或家里的其他孩子表现出一点兴趣,这个孩子就会认为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而产生一种观点:“我的母亲只属于我一个人。你们无权分享她的爱。”

父亲的作用 *红绪母女、忍、沙也加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重要,以至于许多孩子把父亲视为偶像或最大的敌人。惩罚,特别是体罚,总会伤害孩子。任何不友善的教育都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家庭中惩罚孩子的任务总是落到父亲身上,这会造成许多不良结果。首先,这暗示母亲坚信女性并没有真正教养孩子的能力,她们是弱者,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帮助。母亲对孩子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时,她就是在教育孩子们将父亲视为最终的权威和生活中真正的有权者。其次,这会破坏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使孩子畏惧父亲,而不是将父亲视为朋友。也许一些母亲害怕,如果她们惩罚孩子,就会失去孩子对她们的感情,但解决方法不应是将惩罚的任务交给父亲。这种做法并不能减少孩子对母亲的责备,因为母亲请来一名复仇者来帮助她。许多母亲还在用“告诉你爸爸”作为威胁,来强迫孩子服从,那孩子会对男性在生活中的角色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中略)
丈夫也不应在孩子面前过于公开地表露对妻子的感情。确实,夫妻之间的感情无法与父母对孩子的爱相比较,二者完全不同,也不会彼此削弱。但假如父母过于明显地表示彼此间的感情,孩子有时会觉得自己的处境受到了威胁。他们会妒忌,想给父母制造麻烦。

夫妻间的性关系也不应受到轻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父母在解释与性有关的事情时,应注意不要主动去讲一些信息,而应只解释孩子希望了解、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能理解的事情。我相信,在当今时代有一种倾向,父母会向孩子解释许多他们还无法理解的性知识。这有可能导致孩子产生不恰当的兴趣和好奇。与过去欺骗孩子、绝口不提任何性知识的老做法相比,这种新倾向并无益处。最好的办法是找出孩子想知道并能接受的知识,而不是将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强加于他们。我们必须保留他们的信赖和感觉:我们在与他们合作,希望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漓江出版社2016版
*哲学史、社会史书籍。因为是思想史书籍,主要摘录各大名家面临与最果涉及到的思想问题时,展现的态度、处理方式、以及结果。
*成书于1973年、冷战时期,政治史方面有失偏颇。
p13
第一章
导论:问题与方法
本书的主题包含四部分内容―――一本书和它的意义,一个人和他的思想,一种文化和它所热衷的事物,一个社会和它的问题。这个社会就是卡卡尼亚(穆齐尔语:奥匈帝国)
(中略)
以学术标准来看,我们的下述宗旨很激进:这四个主题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当成一面镜子,用来反映和研究另外三个。

p31
“媒介”对于“信息”怎样才能够适用?一样东西怎么能充当其他东西的表达手段或象征手段?在整个艺术领域和智识领域,我们发现人们都进行着这场批判。(摘录者补充:这场批判指卡尔·克劳斯的语言批判,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阿道夫·路斯的装饰与罪恶等等)如果有的话,在何种意义上音乐(举例来说)、绘画、建筑,或是日常语言被视为一种”表象“(darstellung)?据说有另外一种”符号功能“,它是什么?所有马歇尔·麦克卢汉过去几年普及给大众的哪些问题,在克劳斯、玻尔兹曼、路斯和勋伯格的维也纳是以严肃得多也严格得多的方式被讨论的。
我们会看到,把所有种类的语言、符号象征和表达媒介视为给我们以”表象“或图式(bilder),远非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里的原创,它在1910年就已经成了维也纳所有领域的文化争论里的一个寻常观念。
(中略)
维特根斯坦出场的时候,这场争论已经在维也纳各家的客厅里持续了大约十五年,二十年,使用的常常是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术语,尤其著名的是”反哲学家“(antiphilosopher)阿图尔·叔本华的用语。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他开启了这场讨论,而是他为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权威的一般性分析,并最终把诸家之说融会贯通,他的作为对他个人而言还有进一步的好处:帮他解决了某些与他自己的伦理立场有关的、紧迫的智识问题,并非通过为这一立场提供智识基础---这点可以肯定,而是为他的克尔凯郭尔式的观点―――即在道德议题上,无法恰当地提出有关其智识基础的问题―――做出了一个看上去无懈可击的证明。

p67
第三章 语言与社会:卡尔·克劳斯与维也纳的最后岁月
唯有置身于狂喜之中,语言的生殖力才会从混沌中诞生出一个世界。
―――克劳斯,《征服与洁净》(pro domo et mundo)
p88
霍夫曼斯塔尔的确意识到了想象应该在生活中起作用这点,但他不知道不仅如此,还得有想象必须以理性为媒介这点。克劳斯正确地看到,这样的艺术作品被制作出来明显是基于不加节制的想象,如此一来想象就被降低到滥俗的水平上,并因此遭到摒弃。

p95
阿道夫·路斯和我―――他在字词上而我在语法上―――所做的只是展现出茶壶和便壶之间是有区别的,而首先正是这种区别才为文化提供了活动空间。另外那些没能做此区分的人可以分为把茶壶当成便壶用的,和把便壶当成茶壶用的。
克劳斯表达出他深信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全然有别。把这两个领域混在一起最明显的恶果首先发生在小品文里,在那里想象力对事实肆意妄为;其次发生在“道德立法”(例如,反对卖淫的法律),其中道德被表征为某种能从“自然道德律”演绎出来的东西―――可再也没有比“道德立法”更不自然的了。
借助于对语法和语言的论辩分析,克劳斯一直在努力做到理性(或事实)领域与想象(或价值)领域之间的“创造性分离”;

p97
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按照可以称之为道德的“预定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原则,来向世界展现何以每句陈述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道德维度。即便是他和内斯特罗伊都喜欢讲的复杂笑话也能引发人们的道德洞见。因此,克劳斯对维也纳社会的批判部分基于语言的神秘主义,部分基于他坚定地恪守自己的主张:富有创造性的诚实乃是最高原则―――“要是非得两恶相权取其轻,我将一概不取。”
对于整整一代身处不同领域、怀有不同追求,却竞相效仿克劳斯的维也纳人而言,这句话成了他们的座右铭。下面,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些“克劳斯式的人物”里面最重要的几个。

p98
第四章 文化与批判:社会批判与艺术表达的界限
现代道德就是接受时代标准。
―――奥斯卡·王尔德
p99
囊括了从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到阿道夫·路斯的建筑―――甚至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独到的《逻辑哲学论》―――的全部思想创造和艺术创造都与卡尔·克劳斯对语言和社会进行的批判密切地、自觉地相关,乃至于成了这一批判的延续。这些人每一个都承认自己受到克劳斯的激发,可以说都是克劳斯式的人;对每一个克劳斯式的人而言,他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诚实:应该在人类经验的特定领域,即在艺术家或作家个人最精通的那些领域从事批判,以此去和道德与审美腐化持续地做斗争。

p121
在这位成就不凡的世纪末艺术家的日常生活中,对生存的欣喜和绝望交相递嬗。马勒无处不在寻求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
我们的生活立于其上的根基有多黑暗?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正如叔本华一直思索的那样:在我被孕育之前,我真的意欲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被造就得能够感知自由,然而同时却被束缚在自己性格的监牢里?劳苦与悲伤的目的何在?何以我注定要懂一个善意的上帝在创造万物时的残酷与恶意?生命的意义是否最终要由死亡来揭示?
不管在哪里发现这些问题―――在莫扎特和瓦格纳的音乐中,在安东·布鲁克纳的音乐中;在诗歌亦在科学中;在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中―――他都去寻找它们的答案。他的创作企图用华丽迷人的音乐来表达出他的生命经验,由于他的诚实无处不在,他像克里姆特一样,以一种富有个性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别人永远学不来。
勋伯格从马勒那里承继下来的遗产是,对于声音来说,“本真性”要支配“习俗”;作曲不是为了制造愉悦的声音,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人格。

p124
对勋伯格而言,音乐的“美”只是创作者自身诚实的副产品,是他求真过程中的一项职责―――“艺术家并没有意欲求得美,他们只是在奋力求真的过程中才收获了美”

p130
霍夫曼斯塔尔的要旨是这种知识论―――它把基础建立在感官形象之上―――根本就是有缺陷的,因为关于人生和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甚至仅仅通过感觉印象都无法表达出来。当伍尔夫拉姆·毛瑟尔(Wolfram Mauser)这么说时,他揪住了霍夫曼斯塔尔问题的关键:
形象和概念只会回归自身。它们打不开任何通往事物的性质、个体的生命之路。它们是回旋曲,类似于一个圆,在其中一切都很到位,一切都处在美与和谐之中,但却都是些环绕在他周围的“没有点睛的雕像”,都是些与存在没有真正关系的形式。
概念和形象不能传达真理的主体性;唯有能影响内心深处的存在的经验,亦即观众的方式,才能做到这点。
(中略)
诗人成了先知,他企图让人类的非理性变得人道,把仇恨和贪婪转化为爱与合作,他要用总体艺术造成人际交往上的净化,并由此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霍夫曼斯塔尔的艺术观与克劳斯、路斯和勋伯格有相通之处,他把艺术当作对工业社会中人类疾病的治疗。尽管克劳斯抨击他,嘲笑他为世界找寻的出路太天真―――因为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关乎人类存在的,它关乎行动而不关乎信仰―――

p132
我们本可以讨论里尔克的自传性作品《布里格手记》或是卡夫卡的残稿《一场斗争的描述》两个人都从语言的限制和自我的封存角度明确地提出了生存问题。
(中略)
穆齐尔并非来自布拉格,但他与里尔克和卡夫卡一样,在战前就对语言在向他人说明人类内心深处存在时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深感忧虑。他在以自己的高中军校生活为原型的自传性故事《学生托乐思的迷惘》(1906)中明确道出了这点。当时,这部小说造成了轰动效应,因为穆齐尔头一次公开谈及这类学校广泛存在的同性恋现象。但这绝非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当托乐思不得不解释他对当局的紧张感受时,却发现他无法做到,小说至此搁笔。在这里,语言再一次无法表达出最真实的东西,后者是居于人的主体性深处的某种恒久的隐秘。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穆齐尔生活和写作过程中的目标,但他一直无法做到。

p133
总结一下:到了1900年,对于交流、本真性和符号表达这几个互有关联的问题,在思想和艺术的所有主要领域已经同时有人去面对了―――克劳斯和勋伯格、路斯和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和穆齐尔。所以,从哲学上进行语言批判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只是还需要有完全一般化的术语。我们计划中的下一步是来看看,这项任务是如何呈现给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十年的维也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和作家的―――尤其要以他们最熟悉的三个哲学传统为线索来看。它们是:(1)恩斯特·马赫的新经验主义,它把重点放在“感觉印象”和自然科学上;(2)康德对“表象”和“图式”(schemata)的分析,这两者被认为决定了经验和批判的形式,而这一分析由反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接续;(3)由另一位反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提出的、研究道德和审美问题的反智主义路径,这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和文章中也得到了响应。

p135
第五章 语言、伦理与表象
只要语言能把握的东西,就能被思考
―――转引自毛特纳
p136
我们对知识所做的哲学分析并非如经验主义者所做的,肇始于原生的感觉印象,恰恰相反,现在对于基本的经验材料我们必须这么来看:它包含着结构化了的感觉“表象”(representations或 vorstellungen)。我们的感性经验或者说“表象”从一开始就植入了语言和思想的共同形式;言外之意就是,“理性”的限度或界限也是表象和语言的限度和界限。在本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1800年至1920年间,对理性的实质范围和限度进行界定的问题怎样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为表象的实质范围和限度的界定问题,随后则转变为语言的实质范围和限度的界定问题。

p138
用马赫主义的话说,一切“概念怪物”皆由物化而来。在科学界,位列其中的就有诸如力、自然规律、物质、原子和能量这些误导性观念;在哲学界,则有实质、对象和绝对;宗教思想中,则有上帝,魔鬼和自然法;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则充斥着对种族、文化和语言这些或被视为纯洁或被视为亵渎的观念的迷恋。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物化过程都假设了“形而上”实体的存在。所以在毛特纳眼中,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同为不宽容与不正义的根源。
正是这类考量引导他走向语言批判事业。

p139
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叔本华通过主张自然实际上是理性的产物,企图以康德主义的方式解决理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经久难题。理性的实质功能是提供各种先验要素,亦即我们经验表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它们使得我们关于自然的系统知识(最终成为科学知识)得以可能。当然,这本身并不代表一种超越伊曼纽尔·康德的批判哲学的进步;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叔本华本人就是一名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而不只是大师的阐释者。

P140
叔本华本人也是把抽象词语物化这一永恒诱惑的受害者。虽然他的认识论造成了一次重大突破,但他那作为意志的世界的哲学包含了经院哲学的残余要素。通过意志这一概念,叔本华仍然被毛特纳所称的“语词迷信”(Wortaberglauben)所支配,他还坚称这些迷信物是与语词相符应的客观存在物。

P141
(毛特纳的论证目标)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偶然性(Zufallssinn)使得必然性真理―――也就是“恒为真”的知识―――对我们而言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p150-P165
马赫的“简化”,赫兹的“模型”,玻尔兹曼的“统计力学”。一长串连续内容不方便摘录。后两者涉及到为理性设限、康德主义要素。

P165
纵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五十年阐释史,留下深刻影响的都是马赫的哲学继承人―――维也纳小组。我们将会看到,一部本质上源自赫兹和玻尔兹曼理论的语言哲学著作,其中的论点却被这些人扭曲成一种依照马赫主义的经验主义进行的认识论活动。

p166
康德的核心抱负之一就是勘测出“理性”之边界的全部范围,其方式是从内部显示出这些边界,而绝不依赖外部的形而上学假设;于是下述论点就不光被断言出来,还能被显示出来:形而上学―――合理地说―――关乎“不可知之物”,因为它提出的问题不是在勘定的理性的边界线上,就是超乎其外。它正好与我们已看到的他种尝试偕行,目的都是界定不同媒介、符号象征、表达和/或语言方式的范围、有效条件及边界,而这正是1890年以来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文化争论的主导特征。
(中略)
康德孜孜不倦地提醒他的读者,人类理性倾向于肆意妄为并“一头扎进黑暗之中”。全部批判哲学旨在说明理性适当的限度,并表明理性如何内在地倾向于跨过感性经验自身去对这种经验进行说明―――尽管这种说明超越了经验而仅存在于“物自体”的领域内―――因而这些限度才遭到逾越的。根据超越了知觉可能性的理智世界去说明知觉世界,这是理性的自然倾向;而做如此说明也是形而上学的特征,它自称是各门科学的皇后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正是为攻击这些声明,康德的理性批判才在1781年诞生了。

p167
康德的结论是,理性的本质就是力图超越一切经验,甚至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之所以如此,他称这是我们理性的“自然本性”使然。
(中略)
即便我们不可能对经验之外的存在形成一个明确的观念,理性也从未满足于经验所能给予的东西。结果,理性不假证明就假设观念与实际存在的事物相符合。
对于灵魂、世界以及上帝这样的观念,即便不能拓展我们的真实知识,它们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于科学家来说,它们起到了“范导性观念”的作用―――例如在这些观念中,统一性就很适合科学,它能辅助科学家“使经验在其内部尽可能完整”同样地,伦理理论家从中也能获得所需的概念。他们会把唯物主义、自然主义或宿命论当真,乃至全盘接受,而这些调节性观念能起到保护他们免受此种诱惑的作用。因此,理性的观念与道德并没有必然联系,它们只是为道德做注脚。由此可见,理性要超越经验的限制,这不一定就意味着超越之后的产物是完全无意义的,这只会导致这些观念虽出自理性却无法拓展我们的知识。
p169
康德式的批判在伦理学领域的应用影响特别深远。道德再也不用以任何“自然法”或“人类本性”为基础了。康德相信,像人类本性这样的概念应被视为“物自体”,它非人类知识所能及。对他来说,约束着意志去履行道德行为的是绝对必然性―――就像某一类命题所具有的那种必然性。它源自理性本身,而理性是一切必然性的源头。只有理性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理性才能认识并因此为之负责。
(中略)
一切人类行动的立法者和裁判者―――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就渊源于此了。依其思辨功能,理性为感性经验立法,并由此把自然构造成一个“体系”依其实践功能,理性作为行动的原因为自身立法。
(中略)
理性有其越限的内在倾向,康德的理性批判从此一观念开始,进一步假设并区分了与理性相关的两个活动领域: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在头一个领域中,理性要获致一切必然性的来源(亦即“无条件”之物),这种动力创造了束缚思辨的思想怪物。在第二个领域,无条件之物成了理性活动的基础,并因此而为道德奠基。
(中略)
简而言之,批判哲学确定了自然科学的适用领域,与此同时它还捍卫着道德领域,谨防失控的理性越过自身适当的限度。
P171
或许没有其他哲学家能比阿图尔·叔本华更彻底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一刻不停地痛骂那些哲学家,他们把批判哲学转化为19世纪早期宏大的唯心主义体系。特别是黑格尔,成了他经久不息的愤怒对象。
(中略)
奇怪的是,时间证明叔本华跟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比他原意承认的要多。
p172
叔本华发现批判哲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是康德没能定义他的基本概念。
(中略)
叔本华此处对康德的指控一直贯穿始终,其主要内容是康德任凭经院哲学的残留物歪曲他那才华横溢的洞见。这种残存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康德的体系匀整性,也就是说他要求他的体系处处都要对称。
(中略)
叔本华撰写《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奏》就是企图纠正这点:去除这一外加结构要求的不必要的附加物以简化分析。康德真正关心的只是在分析中证明因果律是科学的基础。但是体系匀整性却让他把别的多余的判断也包括进来了。
p177
对于叔本华来说,康德的道德律存在的假定是全然无谓的。他认为这个观念跟创世的上帝一样,都是犹太教的部分遗存,它使人类理智受其奴役。将伦理学奠基于义务之上无异于重新引入神的审判或是幸福论。
p178
与康德相反,叔本华辩称道德规范的基础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先天观念,而是某种经验性的东西。唯有经验才是真实的,唯有经验才能触发意志。
(中略)
叔本华认为动机的真正基础就在行动依随存有(operatio sequitur esse)这一经院哲学的原则之中。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的外在行动是每个人固有本性的体现。
p179
在叔本华看来,道德唯一妥当的基础在于人们相互之间能够道德地、公正地、和善地行事;所以大学里教的伦理学课程与此基础没什么关系。这种道德规范只能奠立在同情的基础上,奠立在自我对他人的实际给与之上,这种关系就是后来布伯描述的“我”和“你”的关系。
p180
对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康德做了区分但绝没有把它们分离。在叔本华哲学那里,两者开始分离,且渐行渐远。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这场分离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略)
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一样,认为道德问题并不以理智为基础;他用与叔本华批判康德同样的方式,抨击了黑格尔主义道德的抽象性。对这两个人来说,伦理学不应植根于理性观念,而应扎根在真实存在的个人身上。
p181
在一个重视抽象化的时代,道德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时代能够产生的尽是虚伪的生活。时代自身就是一种抽象。照此看来,到处充斥着的是一种夷平化进程,其中丝毫没给个体特征留下存身之处。实际上,时代化身为“公众”:
要让一切都化简到同一层次,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获得一个幽灵,它的精神实质是一个巨大的抽象物,一种无所不包又空无一物的东西,一场海市蜃楼―――那个幽灵就是公众
这个抽象物有办法碾碎个体,其方式就是进一步抽象化,产生出“公众舆论”“优良品位”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一个不断恶化的社会,这类“公众”都是新闻界虚构出来的。
只有在社会上人们彼此联合的感觉不再强固、产生不了具体现实的时候,新闻界才能创造出抽象的“公众”,这个抽象物是由不真实的个体组成的,他们是些从未在、也从未能在实际情形或实际组织中联合起来的人,从而也从未能结成一个整体。
就这样,哥本哈根的克尔凯郭尔像大约七十五年之后的维也纳人克劳斯一样,认为由于其非人格性和真相的漠不关心,新闻界成了道德败坏的特殊中介。
p183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思辨的观念之所以是嘲弄的对象,是因为它从来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在克尔凯郭尔眼中,有史以来基督教遭受的最大劫难就是以思辨的方式表达其真理。结果是,基督教自相矛盾。思辨性真理关乎普适而完整的、永恒为真的知识;而基督教是要与真实存在的人,与一直处于生成中的人、总是作为个体的人发生关系的。思辨涉及“客观性真理”,而基督教则植根于主体性真理。后者才是接近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核心的观念。
克尔凯郭尔把“主体性真理”定义成“被最充满激情的内在性牢牢占据的客观不确定性”。这是它的存在主义真理、事实上,克尔凯郭尔在此谈的是信仰。照此来看,他对冷漠的社会发出的抨击体现出了更大的意义。冷漠中,他所处的社会不给“内在性”以立足之地,对信仰则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群即“谎言”,因为人群及其心态是绝对抵制内在性和激情的。同样的,无论多少思辨都不能产生激情:一个人无法靠推理来承认信仰,而只有“间接沟通”才能传达存在的真理。这也是克尔凯郭尔纵身跃入荒谬的信仰学说的来源。
基督教宣布自己是永恒的必然性真理,它在时间中诞生。它宣布自己是悖论,并要求个体拥有信仰的内在性,它所针对的是这样的盖棺定论:基督教被当成犹太人眼中的冒犯,希腊人眼中的愚蠢,以及知性眼中的荒谬。
“荒谬”就是满怀激情地抓住本就有悖于知性的客观不确定性。
p184
就这样,克尔凯郭尔做到了把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彻底分离。由康德通过区分理性的“思辨”功能和“实践”功能开启、由叔本华借助分开作为表象的世界与作为意志的世界推动的这个进程,终由克尔凯郭尔告终,它把理性与生命意义有关的一切彻底分离开来了。在此之外,对任何认可这一理论却又想成一家之言的人来说,只能诉诸一种方式了:投身到寓言故事的写作中去,借此来表达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生命意义的人的观点。
P185
在19世纪末,让普通读者意识到这一结论的人是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他的作品与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是在艺术观念上,还是在他们对“间接对话”和“生命意义”的态度上,两人都有明确的相似之处。托尔斯泰认为道德必须以情感为基础,而艺术则是“情感的语言”;与之对照,言说则是理性思想的媒介。因此对他来说,艺术是道德学说一定要借以宣扬的媒介。不过,比起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在对道德生活的具体看法上与叔本华更为一致:对托尔斯泰来说,道德必须是社会的。因此,艺术就是人类生活的条件,它传递了人们团结于其中的情感。它造成了一种真正的“同情”,或是对他人处境“感同身受”,也因此可以说它本质上是宗教的。不过,它并非在教义的意义上是宗教的,而是在下述意义上:它使人意识到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那就是“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
P186
托尔斯泰:
如果我们遍求与生命问题无关的各个知识分支,却只能找到解答它们各自特定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迷失在对人类理智的崇拜之中了。但我们事先就知道,我们得不到有关生命本身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知识分支恰好忽视了生命问题。
p187
《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
以前我常常说,在我的身体里,在这根青草和这只甲虫里……都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发生物质变化……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我沿着这条路冥思苦想,还是弄不懂人生的意义,我的欲望和冲动的意义……
我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可理性不能为我找到答案,因为它达不到这个水平。答案是生活本身给我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这种知识我不是用什么方式取得的,它是天赋的,就像每个人都受此天赋一样,它是天赋的,因为我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它。
因此,生命的意义问题与科学所处理的问题不在一个层次上。在托尔斯泰版的基督教中,他觉得他找到了生命意义的答案。于是,向人们倡导它就成了他的使命。
p189
为理性的范围设限的企图最终导致了如下主张:价值、道德与生命的意义只能在合理性的思想疆界之外,以间接的方式在情感性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尽管在随后的道德态度上有着种种不同―――克尔凯郭尔的纯粹个人主义态度、托尔斯泰的集体态度―――但不管怎样,他们在这点上是类似的:严格摒弃一切在事实世界中为道德问题赋予“智识基础”的企图―――无论是在既定的道德习俗的规范内还是在别的地方。

第六章 重访《逻辑哲学论》:一项伦理之举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当然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
―――《逻辑哲学论》,4.0031
p193
在维特根斯坦接触弗雷格和罗素之前,他自己心目中已有的哲学问题是什么?而在他看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找到了克服一切待解的哲学困难的钥匙。
在前四个相互关联交错的章节里,我们已经重构了一幅在晚期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维也纳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指出了对那个环境中的人―――不只是专业哲学家,而是所有受过教育、惯于思考的人―――而言,接续后康德主义的批判有多重要。这项研究让我们认识到。(1)大约在维特根斯坦写下《逻辑哲学论》的十五年前,下面这点在维也纳就得到了一致认可:有必要在哲学上来一次总的“语言批判”;(2)这样的综合性语言批判曾由毛特纳首做尝试,但其种种缺点使得一个特定困难无法得到解决,不过要是可以找到某种方法调和赫兹和玻尔兹曼的物理学与克尔凯郭尔和托尔斯泰的伦理学,并把它们并进一整套一以贯之的阐述中的话,这个困难倒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分析所引致的假设很简单: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最初萦怀于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决定了他写作《逻辑哲学论》时所奉的宗旨

p195
要是没有弗雷格和罗素的榜样在前,维特根斯坦可能永远写不出如今这本《逻辑哲学论》。但是弗雷格和罗素为他提供的,只是他能用来解决他自己所理解的问题的新技术。
p206
主体性真理―――生命的真理、道德真理―――只有用实际描述的方式才能传达出来。拥有并传授种种价值的主体性思想家必须得采取苏格拉底的智识态度;反语、讽刺、喜剧与论辩是“间接沟通”的工具,因此就是达此目的的手段。海克尔说,真正的语言批判不仅得像毛特纳那样研究语词,还得包括把语言从一种实际使用的工具转变为一种会改变人们生活的精神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海克尔把克尔凯郭尔描述为一位这样的“语言哲学家”:他像托尔斯泰那样把艺术当成人类进入精神王国的手段。
海克尔承认,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就有这么一位主体性思想家:
可能一个人能够过一种鲜为人知的精神生活,而且比起现今大多数著述者,他无限地接近这种生活。著述者在其表述中,实际上只有两种证明其尊严的可能:沉默和自我反对。的确,稍加思索,一个名字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卡尔·克劳斯。
(中略)
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克劳斯太清楚伦理既不是一门道德科学,也不像几何和化学那样构成一个知识分支。伦理与事实无关。其基础是信念的主体性,其领域不在科学之内,却在悖谬之中。更进一步,克劳斯和克尔凯郭尔还一致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统一绝对必要。审美形式和伦理内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善良的人才知道价值是审美,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传达这些价值。科学知识的数量永远无法使一个人善良。海克尔坚称,按照克尔凯郭尔和克劳斯的伦理观,“道德科学”概念在用语上就是自相矛盾的表述。伦理植根于悖谬之中,而以悖谬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可能存在。唯有格言警句差可表达伦理事物的直接性。
p208
身为一名热烈的赫兹追随者,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表象―――在图式或“模型”的意义上―――在力学中是可能的。事实上,当物理学家在构建其力学现象的“模型”的过程中,把数学结构置于那些现象上时,这一信条便应运而生了。有了它,力学才能从人类知识中脱颖而出,并被视为物理学最根本的分支。
进一步说,这些表象的优点在于其自我设限,也就是说它们的应用范围主要取决于其数学形式。
p218
维特根斯坦:
在创建符号逻辑的过程中,弗雷格、皮亚诺和罗素光把他们的眼睛盯在如何把它用到数学上,他们想都没想过真实事态(Sachverhalte)的表象(Darstellung)问题。
对他来说,纯数学内部的语言运用一直都是次要的兴趣点。确立一种形式的“语言理论”,它可以表明命题如何成功地再现真实事态,可以为实际生活的各种目的服务,这才是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
p220
整部《逻辑哲学论》在言说方式上(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有一种帕拉图神话的色彩。它并没有给出一种语言于世界关系的直接的理论说明,那样的话为其做什么辩护都可以。与之相反,它至多给出了一幅有用的图像,此图能够为语言—世界关系的性质提供洞见―――但是这幅图像长远来看一定会被超越。
(中略)
于是最后,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像其他不现实的考量一样,变得难以言传。命题能够建模,从而描述现实;然而它们无法同时描述出它们是怎样描述现实的,除非它们是自我指涉的,但这样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维特根斯坦的模型表明,命题能够言说的东西的限度是什么:它们为事物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建构模型,并因此让关于现象的科学知识得以可能,但也就到此为止,做不了更多了。
p222
正如保罗·恩格尔曼所说:
实证主义认为凡是生命中重要的都是我们可以说的,此乃其精髓。然而维特根斯坦却强烈相信,在他看来,凡是人类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当他怀着巨大的痛苦去界定不重要之事(例如,日常语言的范围和限度)时,他以如此一丝不苟的精确性躬身测量的并非那座海岛的海岸线,而是整个海洋的边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表述的语言批判,实际上―――如他自己所说―――只批判了一半。另一半他没写出来(“这第二部分才是重要的”),但却囊括了卡尔·克劳斯的全部作品。理性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之于维特根斯坦,就相当于小品文之于克劳斯:它们都是概念怪物,都不过是把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混到一起。就像在小品文中事实与想象诞下的是艺术私生子那样,在形而上学中也是如此,科学与诗歌交配生下了概念杂种。

p230
放在维也纳背景中来看,《逻辑哲学论》企图为理性和想象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分奠定理论基础,而维也纳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对社会的批判就是基于这一区分的。照此来理解,维特根斯坦从根子上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这么做可被视为区别自然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一些列努力的终点。
(中略)
简言之,《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的首要关怀是,保护生活中的举止操行领域免遭思辨领域的侵蚀。他企图捍卫想象,抵抗理性的入侵,让自发的感觉免遭理性化的窒息。
p233
一旦弄清楚价值不是争论出来的,而是践行出来的,就不需要《逻辑哲学论》了。因为《逻辑哲学论》自身的创作初衷,就是要发起一场针对束缚并残害人类精神的那种理性主义激辩。这种理性主义是不能合理区分理性思辨领域与想象领域而导致的结果。

第七章 维特根斯坦其人和他的后期思想
突破语言的限制?语言真的不是一个牢笼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30年12月17日
P253
对他而言,他希望自己“通过、爬上、越过”《逻辑哲学论》中的隐喻之峰,最终能“超越”它们;既然已经踢开了他借以超越的临时脚手架,看到别人又把它重新拾起来,还用智力的混凝土永久地装点它,他十分苦恼。那从来不是他的初衷。逻辑实证主义者忽视了《逻辑哲学论》意欲揭示的、语言的种种困难;他们还把本来是规避一切哲学教条的理据变成新的教条之源,而与此同时最初的困难依旧悬而未决。
p262
维特根斯坦不像康德,后者如若感到这种威胁,即要把哲学讨论从合理性思想的分析等诸如此类的过程,贬低成“区区人类学”,他就一概抵制。而维特根斯坦却慢慢地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一项人类自我理解之事。(比如他开始说:“语言是我们的语言。”)然而,尽管有如此这般的焦点转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内里的衷心不改当年:亦即要完成由康德和叔本华肇始的逻辑任务和伦理任务。
p263
一个人只有在开始理解自己的知性所存在的范围和限度时,才会遵循苏格拉底的命令:认识你自己;而这首先就意味着认识语言的确切范围和限度,语言可是人类知性的首要工具。
p264
赫兹对暗含在19世纪对的性质的争论中的混淆做出了诊断:
为什么人们从不这么问:金的性质是什么,或者速度的性质是什么?是金比力的性质对我们而言更容易了解吗?我们能用概念、用词语完全表征任何事物的性质吗?肯定不行。我认为差别必然存在于此。我们常常把“速度”和“金”这两个用语跟它们与其他术语形成的大量关系联系起来;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我们找不到令人不快的矛盾之处。因此我们很满意,也就不再进一步问问题了。但是,围绕着“力”和“电”两个用语,我们已经积累起的这类关系更多,多到它们之间已经无法完全调和了。我们对此常有种模糊的感受,并想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我们模糊的愿望在模糊的问题中间得到了表达:力与电的性质是什么?但我们想要的答案并非是对这个问题真正的回答。它并不是找出更多新的关系和联系就能回答得了的;但是,通过去除存在于那些已知关系之间的矛盾,由此或许能减少其数量,反而能够作答。当去除了这些令人痛苦的矛盾之后,力的性质的问题不会得到回答;但我们的心灵将不再烦恼:不合理的问题它再不会问了。
p272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生活事实上是如何组织的;我们的关键概念(例如‘证据’‘时间’‘感觉’)的意义如果一定是人们在使用它们时明显具有的意义的话,那么事实确实如此,也必然如此。”所以在《哲学研究》中,我们最终能见到可以怎样超越对纲要式的生活风格的抽象讨论。并能识别出人类生活的实际特征,而我们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思想形式的有效性就取决于这些特征。
(中略)
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语言与现实存在一种不证自明的关联。但此举恰恰在一个方面给他带来了讽刺性的后果
(中略)
当他于1928-1929年间的某个时候终于放弃了直接关联的想法时,他放弃了前述罗素在“表面”逻辑形式和“真实”逻辑形式之间所做的、与之相关的区分;结果,他现在的立场倒比从前大为贴近毛特纳。
(中略)
身为克劳斯和路斯的长期崇拜者,他―――从他后来所做的自我批评中可以一窥端倪―――完全是欣然接受另外的观点,在那里,他避开了“逻辑形式”,而“意义”也与“作用(functions)”和“生活形式”直接关联在一起。
p276
在此最后阶段,维特根斯坦没有针对下述论点进行明显辩护:伦理规范和宗教包括它们自身的生活形式,或者说在这些生活形式中,伦理和宗教的语言游戏以其自身的方式,变得和其他的语言游戏一样可以言传、富有意义(甚至有真有假)。至少,他不再诉诸在可以言传的东西和先验的东西之间做出尖锐的二元对立,来支撑自己的个体主义伦理观点了。
p279
我们必须转而发问,1918年中欧王朝体制崩塌之后,随之而来的文化和社会的重建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像克劳斯式的人所要求的那样,成功地解放了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的“创造性想象”?
第八章 专业化与文化:现代运动的自杀
我们别再弄一份同一条例(Act of Uniformity)来对付诗人了。
―――柯尔律治
p286
从叔本华到维特根斯坦,我们看到这一希望渺茫的温和政治态度经由悲观主义,变成了全然绝望。集体道德是一个幻想。个体唯一的希望在于寻找并拯救他自己的灵魂;哪怕是这点他也唯有通过避免世俗的纠缠才能做到。据说维特根斯坦日后给出过几条真正的道德建议,其中一条是句格言“一定要轻装旅行(One must travel light)。”
p286
弗里德里希·魏斯曼写过一部《数学思维导论》,其中详细阐发了数(number)的概念内在的复杂性。
p287
维特根斯坦怀有的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决然分离的信念,以其自身的个性而言,反映在下述两者的离异之中:一方面是满是音乐与智识的沉思性生活,这方面他游刃有余;另一方面是充满感人的暖意与消遣的情感性生活,这方面他就不那么轻松自如了。
p291
随着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和诗人的自立门户,无论走哪条路都是沿着一个艺术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这种权威的分散带来的后果,是那些对从前由个人赞助和习俗规约的“良好品味”造成的暴虐大加谴责的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样的结果也完全不是卡尔·克劳斯这样的人所希望发生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在文化的社会组织层发生的革命性变迁不仅激起了克劳斯想要的那种创造性想象的解放,还搬开了挡在创造性革新之路上的主要绊脚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学和艺术产生过程中发明创造之丰富多样―――先别提那股粗糙之气和偶尔可见的丑陋至极了―――大部分要归功于这场解放。然而不久之后,我们熟悉的社会机制开始运转,而有威信的“外部”赞助人被赶走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就开始从新成立的各种专业内部得到充实了。
一言蔽之,文化已呈诸侯割据之势;而在此过程中,文化也同样官僚化了。
(中略)
艺术专业化往往以把新的正统加诸旧的而告终。
p300
除了可以说的之外,什么都不说……只要还有人想说形而上学的东西,就要向他表明,他无法为他命题中某些符号赋予意义
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凡涉及表明语言表达无法被“赋予意义”的思想,定然产生了变化;不过根本的哲学任务不变,即从方方面面看管好语言的界限,免得人忍不住造成盲目的混淆。而守着这个边界不被逾越之所以重要,原因依然不变。那就是在明晰的思想和正确的感觉真正重要的领域(人类情感的真诚表达和创造性想象的自由运用)里,保护它们免遭不必要的束缚。
第九章 后记:异化的语言
人必须让语言朝向更高处,
而无须重复那不是必须言说之物,
或不去使用你早已不想再用的形式。
―――T.S.艾略特,《东科克》
p310
现如今(1970)又像1910年一样,以“公序良俗”的名义运用法律或政治手段企图把性道德的习俗标准强加于人,这样的做法又有其阶级基础和伦理基础了。
(中略)
至于比起卡尔·克劳斯对小品文和《新自由报》发动的口诛笔伐,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断定自1914年以来,日报和周报的智识和艺术水准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或者也鲜有人敢断言今天定期在期刊上出版的文学散文和艺术评论―――甚至包括纽约和伦敦最著名的星期日报的文化和书籍增刊―――比1914年之前的维也纳的新闻出版明显更为严肃、更加诚实,或者更能在客观报道的义务和私人判断之间做出区分。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化,那么今天关于艺术表现和沟通问题的混乱,以及艺术和生意之间的界线的模糊,比起克劳斯谴责的、1914年以前维也纳的新闻出版和艺术来,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理解,让克劳斯的同时代人困惑不已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某一媒介才能够传递其相应的信息;但无论如何,那种困惑反映了一种真诚的决心,决心维系或恢复富有创造力的真实性和判断所据之标准,而对于这些标准,艺术家本人会感到真正的自尊。相比之下,在麦克卢汉眼中,媒介和信息的区分本身就遭到了质疑,在他的世界里,艺术家甚至在多大程度上还会乐于以严格的标准加诸己身这个问题,本身都成了可疑的了。
p322
如果后世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所有批判、所有痛苦和所有革命―――无论是针对政治的,还是针对艺术和思想的―――都只不过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这无疑是场悲剧。

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版
*和最果中“某人”书写的文章一样,经常将可用短句概括的东西,用科学框架与理性原则对其解剖,释出一大段文章。穆齐尔是以讽刺为目的。对于“某人”则是天性。
*中译本翻译质量太差,并且想摘录的部分,大多被前面的《涌现》与《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包含。

p5
第一部 一种序言
一 显然没有任何结果
大西洋上空有一个低压槽,它向东移动,和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高压槽相汇合,还看不出有向北移避开这个高压槽的迹象。等温线和等夏温线对此负有责任。空气温度与年平均温度,与最冷月份和最热月份的温度以及与周期不定的月气温变动处于一种有序的关系之中。太阳、月亮的升起和下落,月亮、金星、土星环的亮度变化以及许多别的重要现象都与天文年鉴里的预言相吻合。空气里的水蒸气达到最高膨胀力,空气的湿度是低的。一句话,这句话颇能说明实际情况,尽管有一些不时髦:这是一九一三年八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p8
二 没有个性的人的房屋和寓所
一个平平静静行走了一整天的人,他的肌肉功效比一个一天把一个很重的杠铃举起来一次的运动员大得多;这已经在生理学上得到了证实,所以日常平凡的小成绩因其社会总量并因其适宜于这个总和大概也比英雄行为将多得多的能量投入这个世界;是呀,英雄的业绩简直显得微不足道,像一粒沙子,被人怀着巨大的幻想放到一座山上。这个想法颇中他的意。

但是必须补充说明,这个想法之所以中他的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市民生活;相反,他只不过是爱给自己那以往曾经不同于此的爱好制造点麻烦罢了。也许恰恰正是那市侩,使他预感到一个崭新的、集体的、似蚁类的英雄主义即将开始?人们将会称之为合理的英雄主义并觉得这很美好。这种事今天谁会知道?!但这样的没有得到答复的极重要的问题当时有成百个。它们正在酝酿之中,它们让人坐立不安。时光在移动。当初还没出生的人不会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当初时光就已移动得像一头骑乘的骆驼那样快;并非现在才如此。人们仅仅是不知道移向何方而已。人们也不太会区分什么是上和下,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后退。“人们想干啥就能干啥,”没有个性的人耸耸肩膀心想,“在这团杂乱粘连在一起的力量中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p13
四 如果有现实感,那就一定也有虚拟感
由于个性的拥有以对现实存在的某种乐趣为前提,这就让人预见到,某个对自己也不抱有现实感的人会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p21
七 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乌尔里希搞上了一个新相好
如今,极其多的人觉得自己与极其多的别的人处于令人惋惜的对立之中。人极不信任生活在自己圈子之外的人,所以不仅一个日耳曼人认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认为一个弹钢琴的是不可理解的和劣等的人,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说到底,事物只是通过自身的限度,进而通过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有几分敌对的行为而存在的;没有教皇也就不会有路德,没有异教徒也就不会有教皇,所以明摆着的,人对自己的同类的深切依傍就存在于对其同类的拒斥之中。

p33
一一 最重要的尝试
如果能够飞行和与鱼儿一同旅行,钻通巍峨的大山,以神奇飞快的速度传递信息,看见看不见的和遥远的东西以及听见讲话,听见死人讲话,使自己沉入可以创造奇迹的康复睡眠之中,能够用活生生的眼睛看见人们在自己死后二十年将是什么模样,在星星闪烁的夜晚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天空和地下的千百种从前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这些就是实现原始梦想的话,如果光明、温暖、力量、享受、舒适是人类的原始梦想的话——那么,今天的研究不仅是科学,而且也是一种魔术,一种具有高度心力和脑力的仪式,它让上帝一点一点地渐渐显现;是一种宗教,它的教义学为严酷、勇敢、灵活以及像刀那样冷森和锋利的数学逻辑所渗透和支撑。
当然,不可否认,按照非数学家们的意见,所有这些原始梦想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原始设想的方式被实现的。明希豪森的邮车号角比批量生产的录音带更美,七里靴比一辆汽车更美,劳林的王国比一条铁路隧道更美,曼德拉草比传真电报更美,吃自己母亲的心和理解鸟语比对鸟声的表现性动作进行动物心理学研究更美。人们赢得了现实、失去了梦幻。人们不再躺在一棵树下,从大足趾和二足趾之间凝视天空,而是在创造;如果人们想精明能干,就不可以饥肠辘辘、耽于空想,而是必须吃牛排、干实事。这完全就像是古老的、能力低下的人类在一个蚂蚁堆上睡着了,当新的人类醒来时,蚂蚁已经爬进他们的血液里了,从此他们就必须做最剧烈的动作,却不能摆脱这种动物性勤劳的可怜巴巴的感觉。人们确实不需要对此说很多的话,今天大多数人反正都清楚数学像一个恶魔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这些人都相信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但是所有必须懂一点什么是灵魂从而作为教士、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从中获取丰厚收入的人,所有这样的人均证明他们让数学给毁了,数学成为一种恶性的理智泉源,这种理智虽然使人变成地球的主人,但却也变成机器的奴隶。有报导称,内心的荒芜,由个别的锐利和整体的冷漠组成的巨大混合体,在一个由细节组成的荒漠里的人的极大孤独感,他的无与伦比的不安、恶意、心灰意冷、金钱欲、冷酷和残暴,这些都标明着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它们完完全全都是心灵的一种逻辑敏锐的思维所造成的种种苦果!就这样,当初乌尔里希成为数学家时就已经有一些人曾预言过欧洲文化的崩溃,因为人的心里已不再有信仰、爱情、质朴、善意,而颇能说明问题的则是,这些人在青少年时代和在校学习的时代都曾是蹩脚的数学家。所以后来就为他们而证明了数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之母、技术的祖母,也是最终推出毒气和战斗机来的那种精神的始作俑者。
对这些危险懵然不知的其实只是数学家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学生们,像猛踩油门、在这世界上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前面那个人的后轮的赛车运动员们那样在心中对这一切毫无感觉的自然科学家们。而对于乌尔里希,人们可以断言这样一点:他爱数学,为了那些不能忍受它的人的缘故。他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爱科学。他看到,科学在认为属自己主管的所有问题上均与普通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如果人们用人生观代替科学的观念,用实验代替假设以及用行动代替实情,那么,就没有哪个受人尊敬的自然科学家或数学家的毕生事业会在勇气和变革的力度上不远远超出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会对自己的信徒们说:你们偷盗吧,杀人吧,奸淫吧——我们的学说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会把你们泡沫状的罪孽的污水变成清澈的山溪;但是在科学领域每隔几年都会发生某种直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突然把全部观念翻转过来或一个不显眼的和受蔑视的思想变成一个新的思想王国的主宰的事,而这样的事件在科学领域不仅是变革,也像一架天梯那样通向高空。科学和童话世界一样,就是这么强烈,这么无忧无虑,这么美妙。乌尔里希感觉到:人们只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罢了;他们浑然不觉人们已经能够如何思维,如果人们会教他们新思维,那么他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哦,人们自然会在心里暗想,世界上的事是不是都颠三倒四到必须永远把世界翻转过来看了呢?但是对此世界早已自己作出了两种回答。因为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大多数人在青年时代都是主张翻转的。他们觉得上了岁数的人留恋现存事物并且不是用脑,而是用心、用一块肉;思维,这真是滑稽可笑。这些年纪较轻的人总是发觉,上了岁数的人道德上的愚笨和寻常知识上的愚笨一样,都是缺乏新的联结能力的表现,而他们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道德则是一种功利、英雄主义和变革的道德。然而,一旦进入实现的年代,他们还是不曾多知道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并且根本就不想知道。所以,许多把数学或自然科学视为职业的人也觉得像乌尔里希那样出于这样的原因选定一门科学,这是一种滥用。

p40
一三 一匹天才的赛马加深了要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的认识
他憎恨不能按尼采的话变成“为真理而忍受心灵饥渴”的人;憎恨倒打一耙的人、气馁的人、软弱的人,这些人用关于灵魂的胡言乱语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并且用宗教的、哲学的和虚构的情感,用这种像在牛奶里浸软的小面包那样的情感,喂养自己的灵魂,因为据说理智给它吃石头而不是面包。他的意思是,人们在这个世纪里对一切人性的东西都处在一种探索的阶段,自豪感要求他们用一句“还没有”来挡住一切无益的问题并过一种带有过渡性原则的生活,但却意识到一个后来人将会达到的目标。实际情况是,科学已经阐明了一种严酷、冷静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这概念使人类旧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观念变得干脆不可忍受,虽然它只能用这样的希望来取代它们:希望有朝一日,一个精神占领者人种将会降临到心灵的丰饶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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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23-10-14 00:13
感谢分享!
#2 - 2023-10-14 01:00
由于列出的书单中我也只看过两三本。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摘录《利维坦》中的相关文段并稍稍进行一些评析,正好我前段时间重新翻阅了一下霍布斯、卢梭与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手头也刚好有本2017年版商务印书馆译制的《利维坦》,周末或许能抽出时间弄下。
#2-1 - 2023-10-14 01:04
kronprinzenwerk
感谢协力。
#2-2 - 2023-10-15 10:11
kronprinzenwerk
现在采取的摘录方式是,看纸质书,再用盗版电子书摘录,最后检查一遍。因此反而很可能会摘录过多的段落。有需要删减的部分,麻烦指出。
书单里提到的著作,大部分都有电子书。
#2-3 - 2023-10-16 09:52
SKY_TSK
kronprinzenwerk 说: 现在采取的摘录方式是,看纸质书,再用盗版电子书摘录,最后检查一遍。因此反而很可能会摘录过多的段落。有需要删减的部分,麻烦指出。
书单里提到的著作,大部分都有电子书。
霍兰德的研究我并不熟悉,西蒙的研究倒是了解过不少,毕竟其因为基于有限理性改进的理性决策模型获得过诺奖;而阿德勒的原书我是没看过的,虽然有了解过一些内容。所以关于这些书的摘录我并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你按照自己的想法与理解去做就可以,我闲暇时也会确认一下相关内容。
#3 - 2023-10-14 16:25
和之前一样,这层楼用于更新《利维坦》中的相关内容,如有任何疑惑或补充请在上楼提出,否则可能无法编辑。由于不是严谨的学术评论或导读,所以我仅用手头这本2017年商务印书馆版本的《利维坦》作为参照,不进行多个译本的对比或原文说明导读。其中,对于引自该书部分的文段,我会标注相应的页码,而相关文段的评析将以按语的形式接在相应文段的后面,按语中可能会引用其他书籍或思想家的话语,但我并不会严谨地标明其来源与具体页码,有兴趣者请自行查阅,如有不确定的地方也可以与我讨论。
在具体摘录相关文段前,先整体对这本书的阅读做一些小说明,尽管《利维坦》的译本有500多页,内容还是挺厚实的(虽然与《论法的精神》、《经济与社会》、《论美国的民主》等书的厚度相比还是有些许差距),但其实大半部分的内容对于非专业领域、没有神学知识且对那时的时代议题不感兴趣的读者而言是可以粗读或略过的,就如同洛克所著的《政府论》上篇一样,这些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且需要神学相关知识才能跟上其思路,如果只是出于兴趣阅读的话,大概过一下就行。而一般集中讨论的是此书的前两部分近三百页的内容,主题是“论人类”与“论国家”,尽管经常被引用的文段一般来自于“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态”、“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与“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等数个章节,但如果要完整的把握霍布斯的论证思路,还是要从第一章开始慢慢读下去。
当然,我在此摘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理清霍布斯的思想理论,而是为了帮助理解罗密欧创作时可能的所思所想,因此摘录的重点还是书中影响了罗密欧创作的一些文段,并补充一些评析。目前暂定的是其中有关人的自然状态、利维坦的诞生、有关自由的定义与论述等三大部分内容,如果有其他罗密欧提及但我却遗漏未记录的重要部分,还请指出,我会进行补充。我会先尝试摘录所有需要的相关文段,再对每部分的内容进行评析。(有些语句翻译得比较拗口,但毕竟是引用,所以我不会对原句进行润色)

                                                        有关人的自然状态
第一部分“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章节
“所有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
第一种原因是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儿女与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全这一切。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对他们本人的藐视。或是间接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的藐视。
根据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
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者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p94-p95)
“这种人人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暴力与欺诈在战争中是两种主要美德。公正与背义既不是心理官能,也不是体质官能。果然是这种官能的话,那么当一个人独处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些官能便也会像感觉和激情一样存在于他的身上。它们是属于群居的人的性质,而不是属于独处者的性质。
(中略)
使人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p96-p97)

按:我曾多次提及过,罗密欧在人性观或者说在人的本初状态的判断上很有可能是忠实的霍布斯信徒,终之stela里面有关无秩序状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的精密描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男主探索一个无人废弃都市时的经历),可谓是这一点最细致入微的体现。但同时也要看到,他在许多作品中都试图去寻找一条出路,大多是基于个体与个体间略带笨拙但却持之以恒的互动,他似乎试图表明,尽管从个体而言人总是有诸多不完备的地方,但通过互动过程中的发展完善,人们至少能够收获属于自我的救赎。但显然,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文学化考察,追求的是个体之善,提供的是伦理学上的展望。对于霍布斯等政治哲学家而言,如何实现“城邦的善”才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霍布斯对相关问题思考的一个标志性贡献就在于,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以对个体的探讨为起点,来思考推理如何实现集体的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典共和主义者以及古希腊哲人间划出了界限。也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罗密欧能与其感到共鸣。(姑且补充一下,尽管不少著名的古希腊哲人都强调城邦之善,但古希腊哲人中也不乏从个体思考问题的学派,犬儒主义与斯多噶派便是如此,但他们不是从个体到个体的思考,就是从个体到宇宙秩序的思考,鲜有基于个人主义思考城邦之善者,这也与希腊城邦日渐衰败的背景息息相关)
此外,有关人的自然状态,不同的思想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大体一致;洛克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在理性与自然法指导下的完备状态,但对中立裁判官的需求促使社会契约的缔结;卢梭认为,霍布斯的描述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显然并非人自然状态的真实模样,霍布斯错在把人堕落的结果当成了人的原初状态;而孟德斯鸠认为,霍布斯描述的并非是人的自然状态,而恰恰是人形成社会后所产生的现象,是一个个小的共同体之间的不断斗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不断斗争,而且将人与人间的战争视为自然法的内容之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利维坦的诞生
                                 “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p101)
第二部分“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章节
“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够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 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的诞生,——或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因为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授权,他就能运用托付给他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抵抗外敌。国家的本质就存在于他身上。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圈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
承担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取得这种主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自然之力获得的,例如一个人使其子孙服从他的统治就是这样,……;这一方式下还有一种情形是通过战争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并以此为条件赦免他们的生命。另一种方式则是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地服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相信他可以保护自己来抵抗所有其他的人。”(p131-p132)

按:罗密欧有关利维坦的最直接的评述,或许就是最果中借角色之口所表达的暗讽,即「だがある種の民が安全に支配されることを望み、自由を放棄する自由を行使するに至っては、なにやら笑い話のオチのようにも思えてしまう」。但这点其实对霍布斯没什么攻击力,对其他社会契约的思想家而言更是如此。关键在于,霍布斯确实提了缔约要放弃自由,因为保留为所欲为的自由就会致使无止境的战争,但其目的却不在于行使自由,他不过是借所谓“自由”的逻辑,来表达其自我保全的终极追求罢,这点在下一部分的阐释中也会鲜明体现出来。因此,更准确而言,霍布斯想表达的是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从这个角度而言“安全に支配されることを望み”这句倒没错),唯一保留的自由权利便是契约未剥夺的权利(即法律未禁止的权利)以及自我保全的权利。而这一认知显然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却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至于其他社会契约思想家,他们确实以自由为其追求了,但他们认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是不真实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自由,因此人们宁愿“让渡”所谓的自然状态下的“部分”自由权利来换取共同体保障的自由权利,而当这份契约不再能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时,人们理所应当有再缔约(洛克语)的权利。
顺带补充一下,不少思想家高度尊崇国家,认为其简直是“在地上行走的神”(黑格尔语),其缘由或许在霍布斯这里便有所展现。恩格斯有关国家的经典阐释,也可以从中寻找踪影。

                                                    有关自由的部分论述
第一部分的“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章节
“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
自由这一语词,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障碍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力量,但却不能妨碍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理性所指出的方式运用剩下的力量。”(p97-p98)

第二部分的“论臣民的自由”章节
“自由一词就其本义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
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障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
畏惧与自由是相容的。例如一个人因为害怕船只沉没而将货物丢到海中时,他是十分情愿这样做的。……
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比如水顺着河道往下流,非但是有自由,而且是有必然性存在于其中。人的自愿情形也是这样。这种行为由于来自于人的意志,所以便是出于自由的行为。……
(中略)
……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一切行为中,人们有自由去做自己自己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因此,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权者未对其行为加以规定的事物中才存在,……”(p162-p165)

按:罗密欧对自由的理解是典型的消极自由定义,其最初的明确阐释便可以追溯到霍布斯所说的“无外在障碍”,而较为新近的权威阐释便是哈耶克的“免于强制”。可以看到,基于这样一种消极自由的理解,罗密欧在其多部作品中其实表现出了对原子化个人现状的高度忧虑。一方面,他基于个体的叙述令相关角色消极自由式考虑有其合理性,不少角色或多或少在某些阶段都有排斥他人的强烈倾向;另一方面,他却终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视为无比珍重的东西,即使这一互动只存在于小小的圈子内,即使这一互动是极其有限的,即使这种互动有时会伤害彼此,人终究还是得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界定自我,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寻找答案,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救赎。
回到霍布斯的自由观上,姑且也补充一些说明。霍布斯的自由观是不断演进的,在《法的原理》中他仍限于某种自相矛盾的自由观中,而在《论公民》中他进一步明确了自由便是免于障碍的含义,只不过这时的障碍既包括主观障碍,也包括外在障碍,直到《利维坦》中,他才正式明确自由就是免于外在障碍,这使得利维坦的存在与自由权利至少在表面逻辑上是相容的。这点在自由与畏惧相容的阐释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因为害怕船只沉没而将货物丢到海中这一行为的性质,是亚里士多德《尼克马可伦理学》中所探讨的经典问题,亚里士多德视其为不经考量的本能。而霍布斯却并不这么想,基于法原中的自由观,霍布斯认为人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就是失去自由的过程,自由只存在于考量不同选项的过程中,当明确选择某一选项时,自由便消失了;基于论公民的界定中,霍布斯认为,人做出抛货物保命的选择,是主观障碍限制人自由的体现,虽然外在障碍没限制人保货物的可能,但人却由于对死的恐惧这一主观情感,被限制了自由的选项;而基于利维坦的界定,人在抛货物时终于是“自由”的了,因为没有外在障碍阻止他这么做,因为他是十分情愿这样做的,因为恐惧与自由是兼容的!正是在这一逻辑上,第二部分的引文中,他才认为通过战争使敌人服从也是缔约方式之一,因为败者为了保全性命,会“自愿”服从胜者,这便是他的“自由意志”, 基于自由意志的缔约自然是有效的。因此,即使霍布斯是消极自由的最早阐释者,我们却很难说他是真正的自由价值的捍卫者,无论怎么思量,隐藏在他自由逻辑背后的,都是对安全与秩序的近乎病态的追求。
此外,如果顺着思想史往后看,你会发现“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这一理念将被无数思想家不断阐释。无论是斯宾诺莎的自由就是遵从理性,理性就是认知必然,还是黑格尔、马恩的相关阐释,都会见到这一理念的影子。这一理念的根源于对理性秩序存在的坚定信仰。

                                                                结语
由于时间不多 ,且原文内容都是手打的,所以我在摘录原书相关内容时还是有些偷懒了的,还请见谅,但应该最为核心的相关内容都有体现,如有遗漏还请指出,我好进一步补充。至于按语的评析,我本打算更进一步写一些东西,比如关于主权与主权者的认知、霍布斯对专制君主的钟爱等,但发现这些与罗密欧的创作关系并不大,且过于专业与学术化了,故作罢(当然好像第三部分按语的补充也有些过于专业化了,不感兴趣的直接忽视便可)。
对罗密欧作品评价的角度有很多,由于这次是结合利维坦来谈,所以重点放在其个人主义的考量基础以及对互动的重视这一角度,这一主题应当说是罗密欧家族计划、c+c以及最果都有集中体现的,虽然并不一定是罗密欧作品最核心的主题,但绝对是我喜欢罗密欧作品最重要的理由。
#4 - 2023-12-21 18:42
(嗯?)
感谢
#5 - 2023-12-29 16:45
(胸を張ってヒトと名乗れる営みを)
上面摘录了一本斯蒂芬·图尔明的思想史著作。该著作比较接近康德的伦理学立场、传播学批判学派(西马-法兰克福学派)的划界思想……重心的是人本主义、人的主体性。
划界思想、批判性,也就是事实与价值领域的适当分离(可进一步细分),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著作中也能看见,下面会提到的各种思想家也或多或少的继承了这种康德传统。
在最果中,则体现为冷峻与温情、理性与想象、客观与主观,诸如此类的冷热拉锯战。

这种分离的实践意义,按上面摘录的部分来看:
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凡涉及表明语言表达无法被“赋予意义”的思想,定然产生了变化;不过根本的哲学任务不变,即从方方面面看管好语言的界限,免得人忍不住造成盲目的混淆。而守着这个边界不被逾越之所以重要,原因依然不变。那就是在明晰的思想和正确的感觉真正重要的领域(人类情感的真诚表达和创造性想象的自由运用)里,保护它们免遭不必要的束缚。
同时也能用于阻止教条主义侵犯事实领域。

而关于上帝已死、人之死、作者已死、主体间性,这些方面的著作和已摘录的那本思想史一样,与最果缺乏直接关联,暂未计划摘录。手边倒是有好几本,但涉及到的部分,大多都可以依靠互联网检索去弥补。
就在此简单说下:
上帝已死:虽然是尼采的标语。但与最果关系更大的部分,主要是指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以及祛魅一词。在合理化进程中迎来的现代社会中,前现代绝对价值、集体精神的消亡,使个人不得不在主体性哲学、人本主义中寻求慰藉。这是诠释现代性的重要根基,同时也是最果的叙事前提。主体性哲学是个大类,而剧中的“自己责任”这个原产于小泉政权的观念,便是延伸自萨特的存在主义。

人之死:福柯的标语,后现代主义的一大根基,但福柯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启蒙主义与现代哲学中,以人为本、强调主体性的“人”这个概念,也受到“上帝已死”冲击,成了被祛魅的对象。人之死也算是否定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除此之外,纳粹与苏联的官僚体系下,工业性、高效、反人类的暴行,也是借由现代化的果实、经由理性主义才得以实现,这也是“人之死”的重要基础。显然,包括贵宫忍的“污染”在内,最果中比较冷峻的部分,都接近这一立场。

作者已死:口三才并未制作解答篇,将解释权交由读者。在此之上还有明显的互文性、meta之类的映照。可以说最果非常符合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剧中输出感情的段落也因此显得克制、自然。


主体间性:上帝死了。进步理想、理性主义、普世价值,全部衰退了;就连自在之我也大幅受限于话语权力的规训,并且从科学性、实证主义角度来看仅是幻想。那我们就抛下“主体性”去研究“我于我不在之处所思”吧。这一点在最果中体现在人与人的联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甚至是忍的“外在”之我。能不能强行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联系起来,我就不清楚了。在马丁·布伯的《我和你》这本哲学小书中,被描述为“我-你”“我-它”的两重世界。这里涉及到的便是哈贝马斯、拉康、胡塞尔、马丁·布伯等人的著作。《我和你》中“在事物表面滑行(befahren)、感受”这个段落正好贴近忍与伊玛的心境。

除此之外,田中罗密欧还试图使用系统学的涌现论,去抢救了一次已死之“人”,与上述福柯意义上的人之死无关,为“人格”一词在实证主义、唯科学论下留了一线生机,这便是剧中的隔离记录3。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涉及涌现论的地方,像是茶会中的末梢神经涌现为感官资料。

涌现论(系统科学)、批判理论(为理性划界)、主体间性(投射、联系的世界)等等,这些用来抢救上帝与人的死亡所造成的、个体失去生活动力与丧失生命意义的部分,便是最果中热意的源泉。
最终,在剧作上“作者已死”将解释权交由读者这种方针,展示了田中罗密欧的自省、真诚与热意。并与他本人的避世态度相映照,体现出他的知行合一。

遗留下一个问题便是“一款黄油做得这么复杂,塞这么多私货干什么?”这里按照我喜欢运用的批判理论来说,完全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完全因人而异。我认为“作为一部想要攀爬、跨越的知识大厦,非常有价值。况且即便是轻松游玩,在迷茫中通读第一遍,与理解剧本框架的情况下的重温,两次不同的阅读体验上的温度差,所造就的特异体验,以及触动人心的部分,或简述为“人类赞歌”,作为文艺剧作也非常有价值。”同时,这也不是需要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部分、没必要建立起这种话语权威。
#6 - 2023-12-29 17:24
(胸を張ってヒトと名乗れる営みを)


在推特看见了这样的评价。算是重温最果的一个契机吧。应该是第八周目。
#7 - 2024-2-7 15:26
(Let me down)
太强了,潜心研究
#7-1 - 2024-2-7 17:45
kronprinzenwerk
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以游戏为镜子,审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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