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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娱乐至死》的理解与整理

假定我们的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这里“会话”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比如原始的烟雾信号，就像印第安人的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一样，话语的方式规范了并乃至决定了话语内容，即使可以，他们中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所以用烟雾来表达哲学成功的概率是极小并且成本是极大的。

更复杂的一点例子还有，“今日新闻”这些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象之物，准确地说，是一种媒体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如果某种文化中没有具有闪电般速度的传媒工具，如果烟雾信号仍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拥有“今日新闻”。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 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 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大众被分割开，无法共同认知同一样事物，这也是出现地方性文化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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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波兹曼还认识到媒体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决定文化的大致内容。最先让波兹曼注意到这个观点的是《圣经》里的内容，也就是十诫中第二诫的一部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他注意到这条禁令不像其他几条诫条一样属于伦理制度之中，因此这条诫律更像与文化内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波兹曼猜测到：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而结论就是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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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语言和图像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这里波兹曼借卡西尔之口提到：“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这种隐喻作用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人类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我们单独个体经常享受着这些工具所带来的所谓的收益，却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接受了它内在隐喻所改变的社会环境。之所以人类本身很难察觉到隐喻所带来的变化，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提出了三个原因解释这一点：
1.        隐喻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
2.        隐喻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3.        隐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思想的连接。

因此论证到最后，其实语言也是一种媒介，相比起电报、电视、电脑，它更是一种原初媒介，而且就像其他工具，媒介也存在隐喻，而媒介的隐喻则创造了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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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承认媒介对文化以及认知论的隐喻作用这一点基础之后，我还注意到波兹曼提到了这样一句话：“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这种类似的观点在语言哲学里有个上世纪初出现的观点叫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完全决定人的思维」，或者至少「语言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前者称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基本上已经被否定了，而后者叫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至今仍旧有所研究和讨论。

且不说语言是否真的影响了人的思维，但我的想法是，人类的五觉决定了信息输入的方式，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共同造就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虽然很难判明那一方对其做出的贡献最大，就现在而言，在世界上普遍且主要的交流方式加上排除法的推断，可以认为视觉做出的贡献比其余四者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是除去其余四觉后，剩余下来的视觉用来维持个体生存并保障自身发展的成功概率是最大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实现人类意义上的信息交流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视觉是决定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关键因素，我们的认知论有绝大一部分是来自视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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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视觉与认知论，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文字”这个特殊存在，文字作为语言在视觉上的具象体现，具体而言，它在视觉中也就只是一种特殊的图像，但文字的意思则诞生于归纳，苹果之所以称之为苹果不是因为它天生就带有的属性，它是由无数人无数代所固定下来的观念所决定的。一个文字、字词意思的诞生有两个条件：
②                它存在，无论是实体概念，还是抽象概念，它在被人类认知。
②        它被多个人认同。
在书中波兹曼在诺斯罗普·弗莱那里借用了一个概念，诺斯罗普·弗莱称之为“共鸣”，他写道：“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用当今时代的概念来解释，“共鸣”的意思类似于“梗”或“meme”，但通常情况下一个“梗”或一种“meme”存在于大众文化中的时间非常短，可能一个月也有可能几年这些“梗”或“meme”就会被遗忘。而“共鸣”指的是一种更长久的存在，例如在西方，圣经里“愤怒的葡萄”意指了骚动的根源，愤怒和暴力的起因；而在中国“屈原”的名字则成了爱国以及怀才不遇的象征。
但“共鸣”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上段所提到的，它固定了单个字词的最初意思。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认为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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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据上述的理论，现在如果回过头来审视古代时候的认知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口口相传作为主要公共话语形式的社会中，认知论的构成正如沃尔特·翁所指出一样，谚语和俗语不是什么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不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没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这些表达方式之中。”

这一点在仍可以在非洲的一些较为原始的部落里一窥全豹，在他们那里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不是法律而是谚语以及口口相传的规则。相似的例子在古代中国也可见一斑，比如谚语“事不过三”，并且如今这条谚语仍然有很多人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诠释。而波兹曼则指出对于那些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诡辩家及他们的后裔，修辞对认知论的影响可是非同一般，对于他们而言修辞不仅仅是戏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且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

但在以印刷物为主的法庭上，矛盾就发生了，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不能容忍诗歌、谚语、俗语、寓言或任何其他代表人类口头智慧的表达方式。作为口头语言的延伸，证词也被考虑为最求事实的方法，因为人们认为口头表述比书面表述更能真实反映证人的思想状况。但此时口头语言不再成为处理案件的关键依据手段，决定案件处理的方式成了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以及其他书面材料的专属。

而代表了人类认知真理的先锋——学院，同样选择了书面语言作为其认知论的基石。而且波兹曼同样给予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学生在论文的引用说明上与教授们发生了争执，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可以相信印刷文字的引用，却不能相信口头引用的内容呢？而最终他得到的回答是：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而且，我们相信你一定更希望考试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说明证明你通过了考试（如果你通过的话），而不是仅仅告诉你你通过了。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综上所论，古代希腊要求修辞原则这一点恰好与现代学术界要求的客观严谨的写作要求正好相反。这恰好说明了文字在不同的情景下，其本身意思或价值就容易遭受不同方面地干扰和影响。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可以独立存在，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被认知。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同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文字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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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必嘲笑亚里斯多德的偏见，也不必取笑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理对等起来。在这一点上，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就已经犯过错了，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当今的政客往往借助数字来陈述事实，否则就一无所能。例如，你能想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通过背诵一首诗歌，或者讲述在东圣路易斯的一次深夜漫步所发生的一切，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标准吗？甚至只是通过说出一串谚语和寓言，或者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俗语来这样做？背诵诗歌会被视为无聊，深夜漫步只是一件逸事，谚语或俗语简直就是幼稚。但是，这些语言形式确实能够说明经济关系以及其他的任何关系，而且为很多人所使用。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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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如此，印刷术（书面语言）控制下其对文化内容的偏向又什么呢？
首先，虽然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了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你读这篇文章时应达到什么要求，就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具体的定义。首先，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陷。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文章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但以上只是阅读文章所需要的最低要求，进一步情况下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作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因此最终结论是：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这也是印刷术对智力所做出的定义。

之前提到过，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因此印刷术便通过这种方法重塑了认知论，并使这个印刷时代显得充满理性、完整以及严谨，但这涉及到印刷术的特点分析，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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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认知论可以根据主要媒介的变化进行重塑，那么需要考虑的是新旧认知论的交替是如何进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此处比喻只是纯粹的说明，并不想附带任何价值判断，就像书面语言作为口头语言的下世代认知论一样，我们用无法现在就下判断，书面语言与电子语言究竟那一方对人类是有利的，这个判断稍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因为就连印刷术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在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电脑而不是铅字决定的。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经被认为铅字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以及被设计得每一页都像海报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它最大的价值也许只在学术界还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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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是这样说明早期美国铅字文化决定认知论的逻辑推演的，他写道：第一，既然17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们可以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当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从下面这首流行于17世纪的小诗可以略见一斑：
   
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
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

    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路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国。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汉普希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一个具体且真实的例子是：托马斯·潘恩，历史上写出伟大政治著作《常识》的作者，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泰、罗素和包括柏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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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铅字在早期美国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

结合上文诠释到理论，我们要意识到印刷术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因为公共话语的形式将文化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

那么如果我们要探讨电子语言与书面语言两者分别控制下的认知论差异，首先要指出最大的差异是当今话语中“意义”的丧失（意义可以大致理解为逻辑，严谨表达方式的缺失），也就是思想的不连续性。那么要解释为什么铅字文化更有“意义”，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书面形式的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意义的产生在于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转述给他人并可以被他人认知或理解，它要求媒介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具有准确性、逻辑性。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也许这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例外，但如果要写下一个句子却不想表达任何意义，那是很困难的。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在此之上，文字成为句子后却不想表达任何意义，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文字从诞生之初，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交流工具），文字没太多的用处（形、音 爱好者有话要说，但这都是次要用处）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哪怕是三流小说以及那些我们曾经不屑一顾，被称为垃圾的网络文学，也需要做到陈述事件，明确主张，这样才能被人读懂故事内容。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有逻辑。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很少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但我并不是说在书面文字存在之前分析思维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个人的潜力，而是一种文化内容的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刷术给力智力一个定义的同时，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并且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共话语。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会说电子语言依然可以表现文本，在文本内依然可以做到严谨并富有逻辑。但要解释真正造成电子语言中“意义”缺失的原因则要提到它对图像的大量引入。但在谈到图像与电子语言的关系之前还要先考虑非电子化的图像是如何成为导致印刷术衰落的其中一项原因的。

在早期美国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的话来讲：当时的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关键的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此时的广告仍能保证思想的完整性。

但到了现代，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格里高利·曼昆也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提到了有关现代广告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尝试购买广告中的新产品的原因与广告的内容无关，广告本身说了什么并不如消费者知道广告很昂贵这一事实重要。也就是说，广告本身昂贵与否向消费者传递了商品的优劣程度。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的，广告本身存在的意义要大于内容这点本身没有问题，但要说广告本身昂贵与否向消费者传递了商品的优劣程度，这在生活经验的逻辑下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广告是否昂贵，昂贵的比较程度是大多数消费者都无法做出判断的，退一步说，万一大众真的都掌握了判断广告昂贵与否的知识那么他们也需要经历数个思考步骤才能意识到广告费用的昂贵与商品的优劣，而这正是广告所反对的东西，广告的特点在于通俗、易懂和易传播，而思考并不是它所鼓励的方式。所以，广告的真正意义在于让消费者有相关需求时，能及时回忆起相关的商品。也就是说，广告的存在是为了让消费者认知商品的存在，而不是时刻提醒着消费者自家商品要比其他商品更优秀。

于是印刷术于19世纪末开始衰落，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其中的内在原因是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而外在原因则在于18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而结果就是随后的图像向其他邻域的大规模渗透现象。在以前美国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但即使如此，没有电子技术的支持，图像对印刷术造成的破坏也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在摄影术（电脑图像是后来的事了）被发明以前，生产图像的成本还很高，还无法真正意义上地大规模渗入文化领域。而且我们同样还需要论证同上文一样的问题：电子形式的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并且谈到电子技术对印刷术的打击，我们还不得不考虑到另一项早期发明——电报。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而这两者的结合则实现了记忆空间无序杂乱的信息落实到思维空间的过程，于是大量不稳定且易逝的信息被大规模落实于文章当中，这也是上文提到的“今日新闻”的由来。

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电报导致的信息通货膨胀，使得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既是该项功能依旧存在，但也会因为无用信息的大量涌入变得难以发觉从而导致其价值被大大折扣。

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电报的主要价值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它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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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我们已经了解电报是如何打击印刷术控制下的认知论的，回过头来，我们还需要解释上一个被搁置的问题：图像究竟为什么会对印刷术造成的破坏？这种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之前谈到没有电子技术的支持，图像对印刷术造成的破坏也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在摄影术（电脑图像是后来的事了）被发明以前，生产图像的成本还很高，还无法真正意义上地大规模渗入文化领域。那么摄影术发明后，图像对印刷术破坏的限制也得到了解放。

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表现”和“谈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加弗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所以这段话的真正意义在于区别了图像与文字的本质，有人可能认为图像不是无法表现抽象概念，而是很难而已，但这种观念是有误的，一张吃东西的照片之所以被认为图像里的人是在“吃”，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其进行了“解读”，当你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吃”字时，你就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赋义，并且是通过文字语言的形式。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具体而言，就像之前提到的文字的本质还是人类对其进行赋义，同理如果要让一张图片有意义，它也要进行赋义过程。我们把“吃”这个赋义为吃东西的动作过程，但“吃”这个字的形状本身没有意义。正如字的形状本身没有意义，照片（图像）所构成的 点线面 也没有意义。照片（图像）所拥有的意义也需要进行赋义。但此时问题就出现了，同样是赋义过程，为什么图像对世事的定义功能明显要比文字的更准确，但仍然现代社会会认为文字的逻辑效力要比图像的大？

这又得提到记忆空间与思维空间的关系。

如果现在提到“吃”这个动作，你脑海里会开始出现“吃”的概念，然后浮现的是“字”还是“图像”这因人而异，但不可避免地的是；如果你浮现的是图像，那么继续想象下去，你脑海里会有无数张吃的动作的图像，大口吃、细嚼慢咽、狼吐虎咽等，因为一张吃的图片的构成可以由无数种元素组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神态、不同的人物等，而且更麻烦的是，如果一张吃的图片里还有其他显眼的元素，你还得去区分它们，比如一个人一边翘着腿一边拿着报纸吃早餐，没有其他帮助信息的提示下，哪个是主体元素你是很难说清楚的；但如果浮现的是文字，那么只可能有数个结果，“吃”、“嚼”、“咽”、“吞”等，这些字都有吃的含义，但字是可以穷尽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明显并且结论也很简单，因为人类的记忆有限，记清几个字倒是没问题，但要是就一个概念而记下数不清的图像是不可能的。因此，就“脑内概念”对其它载体赋义这一问题上，人类只能选择“文字”，或者说“文字”这一形式。因此实际上，认为文字比图像更准确这一概念其实是错的，这种观念形成的背后，是人类本身记忆能力的限制加上千百年来地使用习惯以及现在虽然还能对两者进行“概念赋义”，但图像更多地是被文字描述出来的现状，图像本身已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

当然，现在部分图像也成功地绕过了文字帮其进行“概念赋义”的过程，例如各种商标、宗教符号，但无论如何他们也只是一些符号的集合，而且毕竟还是太过小众无法成立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所以也无法利用其进行思想交流，因此，当我们不用文字描述图像时，绝大多数的图像自身便失去了“语境”。

于是乎，照片便具有了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到了19世纪中期的美国，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的所谓“新闻”杂志和报纸，图片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到19世纪后期，广告商和新闻记者发现，一张照片不仅胜过1000个字，而且，如果从销售情况来看，好处更多。正如上文提到的，“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于是“看”比“读”更简单，所以对于无数美国人来说，“看”逐渐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确实，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这就像快速社交活动一样，处于活动中的你其实是处在一种“暂时语境”或者说“伪语境”之中，而且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乐？

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时至今日乃是如此，朋友圈、知乎等等大多数媒体网站都是倾向于用几张照片和几小段话来描述一件事物，本质上这就是电报与图像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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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像的瞬息性源于之前提到的记忆限制所导致的无语境、无用处，电报式文字的瞬息性则源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过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如广播，比较倾向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而对于在写《娱乐至死》时的波兹曼而言，电视既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丢到了九霄云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有人问耳朵和眼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20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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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究竟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么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体的概念。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就像某些中东军阀统治的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24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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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现在每天的网络视频，当时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且可多次体验到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但这不是说电视上的一切初衷就是为了娱乐而播发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不鼓励甚至本质上是反对思考的。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因此，在电视上表演水平是要优于思想表达水平的。

所以要阐明一点：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
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
这就像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电视也可以尽力尝试做到重现思考的过程，但这始终是与其本质相背的，这也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在波兹曼写书的时期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成为了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

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而且现在这一点也由其后继继任者——电脑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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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像近些年来，各种网络梗开始渗入美国大选一样，希拉里在电视上被要求做Dab舞的姿势一样，美国的政治已不再像往前一样，充满严肃性、充满辩证与辩论。就像最近美国大选的竞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其中的关键原因还是人类记忆空间与思维空间之间的问题，媒介之间不同的时间留空是导致思考问题程度深浅的重要差异因素。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
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以前需要有真才实干才能获得价值，现在则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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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种由于媒介本身属性所导致的不连续性思考的世界观，虽然不是电视首创的，且是由电报和摄影术媾和的产物，但却是通过电视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并逐渐成熟的。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也许是因为电视节目的价码是根据分秒计算的，也许是因为电视使用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也许是因为为了让观众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观看，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八分钟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

如此一来，思考过程的减少，电视就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克里斯廷·克拉夫特应聘了堪萨斯市 KMBC 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但后来她以性别歧视的罪名把该电视台告上了法庭，据她的律师说，该电视台的管理层“喜欢克里斯廷的相貌”。她是 1981 年 1 月被聘用的，同年 8 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

“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和新闻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对于电视新闻还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观众不喜欢看节目中的表演者。这句话还意味着观众不信任表演者，该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演员的表演让观众觉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闻节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主持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又是凭什么东西来判断表演不够逼真呢？观众会不会认为播音员在撒谎，或报道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想到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让人感到荒诞至极，但资本可不管这些问题，本质上商业活动中的任何元素都要吸引人才行，但这不是资本的错，这是电视作为媒介自身所带的隐喻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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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以上的问题，我们还要考虑电视自身隐喻所带来的其他影响。例如上文提到的电视所造成的思考的不连续性。在电视里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 45 秒。虽然简短并不总是意味着缺乏重要性，对于新闻来说却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要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报道一个具有相当严肃性的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对此一个很简单的比较是，如果我写到这里停下来，告诉你我过一会儿再继续我的讨论，然后开始以某些赞助商的名义写几句话，你会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的这篇文章？你肯定会认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自己的思考。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设在每一段中重复几次，你一定会认为这整本文章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觉得电视节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希望书和其他一些媒介(如电影)应保持口气上的一致以及内容上的连贯，而一开始就没对电视节目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新闻，同样地，哪怕我们做了要求，我相信也会因为电视自身隐喻所造成的文化倾向而回到这种制度当中。

因此必须指出的是，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因此在阐述完电视与思考之间的隐喻影响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这里的“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但这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这里想表达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

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假信息”的大量出现还导致了“同一语境”更容易取消，带来的影响就是矛盾对立的消失，因为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因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会儿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橘子，一会儿又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苹果。如果一句话是在选择墙纸图案时说的，另一句话是在选择做甜点的水果时说的，我们就会说这两种意见是相反的，它们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这两句话是在同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说的，那么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时成立。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但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而真正想要说明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通过电子技术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产物。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还把图像的本身属性以及快速信息传输的习惯塑造成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从而导致了后来的新媒介先天必须承接这个环境中，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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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再一次证明了，它最大的长处是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在我们脑中。作为早期电子技术所造就的媒介，无论我们如何批评电视，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电视的确成功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对此汉娜·阿伦特是这样评论的：“电视这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状况可以被称为“大众文化”，它的倡导者既不是大众也不是艺人，而是那些试图用曾经是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来娱乐大众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证明《哈姆雷特》和《窈窕淑女》一样有趣、一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人。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有很多过去的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作品的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

电视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为了理解其中的原由，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产品是好的。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他们认为，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并且敦促赢家不断进步。在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应该介入使交易无效，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美国甚至有一项法律要求卖方如实介绍他们的产品，因为如果买方不能得到有关产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损害。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要求，不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更精确地说，是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那么实践检验、逻辑分析或任何其他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

从 19 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 20 世纪 50 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成功地激发了大众的非理性心理，这一点不仅仅在娱乐业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如果我们放眼目光到近些年来美国的总统大选，我们就可以意识到电视广告是塑造美国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而电视广告的作用正如上段所讲，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同理我们也可以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竞选者的品质，而是那些选民希望看到的品质。第二，电视广告是美国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大众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这里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与现象事实，人们会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并且逐渐接受输入较多的事物，使其看起来合理、正常。电视广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也正是如此：比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就拿我们身边最近例子来举例：十五年前二次元的内容被批奇怪低俗是不入流的，但到现在它俨然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主流文化，原先低俗的部分已被认同，同时宅文化也逐渐传播开来。

于是乎，在美国现代政治则成了，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以及大众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大众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的现象，这是电视能影响认知论的大众心理基础。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结果就是美国把自己玩死，Donald Trump上台。

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有电视广告，也有同样的大众心理基础。而之所以没有发生类似美国那样的政治闹剧并始终保持其政治的严肃性，我想其中的道理可以借中国的一位学者（名字忘了）的话来说明，他说：“中国的政治选拔结构是Selection + Election，而美国则是直接Election，中国的selection模式先天排除了大众中非理性的因素，加之一般都是党内竞选所以不需要靠民众的支持来获得其合理性，因为此阶段的候选人都是由民众选出，已经带有其群众合理性，而此阶段的竞选更像是遵从丛林法则，理性则占了成功的因素的一大部分。“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发现，美国的政治传统好像也在分崩离析，长年积累下来并占据高位维护美国社会稳定的政治正确开始遭到抛弃与攻击，这也许是因为现代美国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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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育方面，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革命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革命出现在公元前 5 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革命出现在 16 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第三个革命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力·麦克卢汉。这三次教育革命也正是口语文化转向文字文化转向图像文化的缩影。

就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从而使得图像文化进一步控制了人们的认知论。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摆脱现实的同时，且拥有操控现实的能力，因此无论如何铅字文化的好处仍会得到保留，但就目前而言，清楚知晓这个好处的人将愈来愈少，世界中大众与精英的两极化越来越明显；但铅字文化的价值决不会像口头文化那样轻易地失去价值，其关键原因在于文字仍然是人类最可能并有效保留信息完整性的媒介。

但电视对此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哲学。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但这个观点只适合只适用与电视，却不一定适用于电脑，有关电脑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你不能令人困惑
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

这样一来，电视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哲学。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 2800 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 萨洛蒙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论述到这里我们应该对图像文化的起因结果有了较为详细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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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拥有光一样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文章最后，还有一推问题没有谈，但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目前为止，这些问题有没有结论其实并不重要，结论有没有经过检验也不重要，重要是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补充一句，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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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完全的总结：
在经过自我思考以及翻阅典籍的共同努力下，我造成现在这个娱乐至死现象的原因，根本在于：
①        文字与图像对信息留存以及表达的完整性强弱。
②        人类自身的生理结构与全体经验习惯。

①        A 文字（书写）对信息表达的完整性是人类现有已知媒介中最强的、最普及的（书写）。
B 而图像，如果单独而言，它对信息表达的完整性是不及文字的，大多数时候，它对信息表达完整性的较强强度还得由文字是进行说明，它顶多起到的是补充作用。
C 两者的关系我在文章中论述过。
D 两者对信息的留存作用强弱在书中有做过讨论，请记得翻阅比较。

②         A 人类的生理结构决定了[记忆空间与思维空间]很难完全一致，因此生理结构也决定了对文字信息与图像信息不同的吸收程度。
B“懒”、“方便”、“偏向简单事物”、“教育是一件困难的事”
  科技现在表现出来的是简化，让人类的生产力得到提升，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倾向“方便的事物”，图像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