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子 » 日志
羞耻心与社会化

本文主要受尼尔·波兹曼所著的《童年的消逝》以及最近的生活经验启发所写

在书中作者尼尔·波兹曼对童年的消逝这一现象使用了类似福柯的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的研究方法，即从历史中解释某个概念或知识的形成、发展、变化以及终结，这种研究方法由福柯从尼采继承并改良而来，正如尼采的名篇——《论道德的系谱》中所用到的系谱学（genealogy）一词，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有时也称之为知识系谱学。

懂得波兹曼的研究方法之后，其提出的理论或说法的正确性也就能够拥有一个较为简单的判断切入点，即对整个理论的起点所要做的基础判断。

波兹曼认为，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 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因为羞耻心的形成代表了自我控制的成熟，其作为智力和道德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羞耻心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们的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只有羞耻心的形成才能导致自我束缚的成熟，最终才能使得一个人成为现代社会所称的“文明人”。

在这里，虽然波兹曼没说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羞耻心其实只是一个表面概念而已，其本质是社会学上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概念，通俗地讲就是社会化，内化的一个定义是：当人类文化的外部特征在人的头脑和人格内部复制时，人就变得社会化了。

举例而言，一个男人在杀妻并将其埋于天井里十年后，走进警察局，要求与侦探谈话，并供认了罪行。他这样做是因为一直被罪恶感折磨。他不需要任何外界权威把他的行为归为犯罪；他自己的良心已经这样做了。要注意的是，文化始终是人类主观想象的概念，道德、法律都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一个人把道德观念以及各种法律规则当作真实事物时（一般从婴儿开始），他的社会化就开始了。

所以波兹曼的羞耻心假设是有社会学保障其正确性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问题，羞耻心的形成又是由何而来？

从微观而言，对照上述的社会学概念，有一种解释是文化从我们的客观刺激而来，然后用被马克思通俗化了得术语来说，文化被进行了物化（Reify）,意思是“使之如实物一般”，也就是说使意识形态如实物一般，如此一来文化最终形成了社会结构，这些东西既非“完全在头脑里”，也非完全处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它介于主体之间。假如有足够多的人都以类似的方式想象一些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就可能具有一种与“客观”世界难以区分的永久甚至压迫性的现实性。这也就是《来自新世界》最后一句「想象力可以改变一切」的意思。

而从宏观而言，我说宏观其实指的是从人类整个族群而言，这也是波兹曼的研究大背景，他没有考虑羞耻心存在的微观要求，也就是法律，道德以及其他物化概念的存在。这些东西在他研究前就被默认当作即存现实。波兹曼所探讨研究的内容更多地是从传播学、历史以及人类的生理基础为起点来考虑。

就像上文所述，羞耻心的形成在于物化概念的内化。因此在本书中，波兹曼主要探讨了的是什么促进或阻止了内化这一过程，而如果我没误解尼尔·波兹曼的话，他应该是一位生物决定论的支持者。早在《娱乐至死》一书当中他就阐述了人类记忆在生理上的限制与外部环境信息媒介共同作用下对人类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详见上篇文章）；而在《童年的消逝》中，他又指出由于生理上的限制，人类在7岁时才发展出完全成熟的读写能力，因此当“印刷术”创造的媒介环境完全取代了中世纪的“口头”媒介环境时，人类就被区分为了两类人，印刷术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而儿童则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刷术出现以前的中世纪人，不论年龄大小，其行为都以幼稚为特征的原因所在。在口语世界里，成人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此，儿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于此一来，由于无法通过有效地掌握社会习俗、道德、法律以及等等物化概念，儿童才被真正与成人区分开来。如此一来，现代羞耻心的概念就出现了。

在了解羞耻心的出现机制以后，可以肯定一下两点：
1.        儿童羞耻心的出现在于知识间隔（knowledge gap）的出现，也就是对信息的绝对控制，这一点在印刷术出现的年代具体表现为儿童与成年在生理上读写能力的差异与限制。
2.        儿童羞耻心的存在有微观上的需求，具体表现为道德、法律以及等等物化概念的存在。

其中第一点最为重要，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证明了是可变的，而第二点则相对一直存在。
第一点中提到了信息的绝对控制对儿童羞耻心形成的关键作用，而到了近代与现代这个绝对控制被打破了，而打破的关键正是三种新主流媒介的诞生——电视、电脑与手机。

正是电视的出现，这个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是看电视。人们不阅读电视，也不大会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他们看的是动态的、时常变换的图像，每小时多达1200幅的图像。

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电视不能分离观众。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阅读具有生理上的要求，而图像却只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电视上充斥着成人的秘密，这些秘密不只是关于性存在的知识，而且还包括各种社会契约，电视剧中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内容都被电视揭露在儿童面前。如此一来，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知识间隔（knowledge gap）便被极大的削弱了。

但电视的影响在中国却没有像在美国一样大，关键在于早期电视频道在中国是由政府掌控，而不是由资本掌控，并且在印刷术时代留下的习惯下，对儿童与成人地故意区分思维被带到了电视频道中，光是比较两个国家同电视时代下的频道所讲出粗言秽语的次数就能感觉出这种巨大的差异。

但不管怎么样，电视在中国还是起到了侵蚀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起到的作用与电脑以及手机相似，甚至有所不及...

而真正造成今天中国各种儿童社会问题的原因其实要归结于电脑以及手机，低素质交流、沉迷猎奇、未成年卖淫等等问题，都是由新旧媒介的交替所造成的。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家长对年轻人所接触的信息环境完全失去了控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她这么说，是指我们的孩子在电视机前所花的时间，确实要比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

无论如何，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这意味着传统上以亲密、依赖和忠诚为特点的亲子关系因此而丧失。在一个经历了剧烈变化的传播结构里，引用麦克卢汉的话就是，学校已变成了禁闭场所，而不是学习场所。

而讽刺的是，学校作为识字文化的产物，无论在控制未成年人（儿童、年轻人）的信息接触上所做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学校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道德底线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