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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曼是日本的巨人吗？怪兽、奥特曼与日本民族主义

4月15日，在新公布的由庵野秀明和樋口真嗣联合指导的电影《新·奥特曼》的预告中，出现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台词：“为什么怪兽只在这个国家（指日本）出现？”这句半调侃半严肃性质的台词仿佛在暗示，新登场的“痞子奥特曼”将是一位更加强调“日本”属性的英雄。这无疑与我们通常对奥特曼的想象不同：无论是昭和时代延续至今的、冠以“地球防卫军”之名的国际维和组织，还是以迪迦为代表的平成奥特曼结局中经典的向世界各地的孩子借取光芒的名场面，抑或是不太成功的USA、葛雷、帕瓦特等奥特曼出海企划，奥特曼系列作品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曾强调奥特曼是“日本的巨人”。事实上，就在《新·奥特曼》预告公布前两天，4月13日，在另一项由网飞主导的奥特曼企划《机动奥特曼》中，庵野秀明最喜爱的杰克奥特曼就作为重制后更具国际化色彩的美国奥特曼登场。

但另一方面，作为广义的怪兽（Kaiju）文化的一个分支，从“kaiju”这个单词的构词法就可以看出，奥特曼身上具有难以忽视的“日本性”。特别是在本作很有可能是同样由庵野秀明和樋口真嗣联合指导的《新·哥斯拉》续作的情况下，奥特曼身上的“日本性”只会进一步放大。因此，就有了电影预告中的问题：为什么怪兽（以及奥特曼）只会在日本出现？日本的特殊性何在？

有趣的是，这已经不是庵野和樋口第一次就同一题材指导有别于国际化方案的、更具日本性的平行企划。2014年，传奇影业、东宝、华纳兄弟联合推出怪兽电影宇宙，将哥斯拉打造为遨游四海、鏖战全球的“地球之王”。但在两年后上映的《新·哥斯拉》中，哥斯拉的活动范围却被限制在日本，借此窥探日本国家独特的“灾害政治”。在这些相互矛盾的故事、设定之后，隐隐浮现出一组日本性VS全球性的文化冲突。换言之，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民族主义应当如何表达。借着《新·奥特曼》上映的契机，我们或许可以聊一聊怪兽、奥特曼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联系，展望一下庵野在新作中将有何表达。

一、鲶鱼之国、地震与怪兽民族主义

日本地处板块交接地带，地质活动频繁，是有名的火山、地震之国。因此，在日本一直流传着“地震鲶”的传说。相传，日本位于一只巨大的鲶鱼背上，当这只鲶鱼因不高兴而抽动尾巴或翻身时，就会引发大规模地震。如果说“怪兽”本质上是日本人对不可预知的灾害的恐惧感、不安感的外化，那么这只巨大的鲶鱼就可以说是“原初的怪兽”。

地震塑造了日本人对怪兽的共同想象，但更重要的是，地震塑造了日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安德森将现代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为了让这些地理上相隔遥远、素未谋面的人们将彼此想象为同一个共同体、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必须为他们寻找、甚至“制造”共同记忆。安德森将小说和报纸视为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重要工具。正是通过共同阅读一本小说、共同讨论一则新闻，人们获得了感知彼此存在以及想象周遭世界的共同经验，并最终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日本——尤为特别之处在于——多发的地震构成了日本人特殊的民族记忆，据此形成了所谓“地震民族主义（earthquake nationalism）”。

另一方面，在灾害/怪兽的对立面，治灾行为和退治怪兽的神话同样是民族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典型如大禹治水和斩杀无支祁的功绩就是华夏族最重要的族源神话之一。而围绕着“荒政”（即灾荒时期的治灾政策）展开的诸如祭祀、祈雨等用来重振国家信心的政治仪式以及赈济、蠲免等具体治理行为，也是古代帝国提高政权合法性、增强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正是在归纳这些历史现象的基础上，魏特夫提出了“治水国家论”，即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最早起源于为修建防洪、灌溉等水利设施所建立的组织。换言之，治灾功绩不仅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集体记忆，也是用来论证这一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具体到日本，地震在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方面，地震塑造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伴随着治灾行为下沉到社会基层，将传统上难以控制乡村的“悬浮式国家”改造为现代式的、可以全方位干预个人生活的“全能型国家”、“毛细血管国家”。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发生的8级以上大地震就有1896年明治三陆大地震、1923年关东大地震、1933年三陆第二次大地震、1984年长野县西部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对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泄漏的灾害记忆更是直接催生了《新·哥斯拉》这部作品。

到此为止，我们就对地震、怪兽和日本民族主义进行了粗浅的关联。某种程度上，怪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隐喻，怪兽来袭和随之而来的治灾行为是日本民族记忆在幻想空间的投射，或许可以称之为“怪兽民族主义（Kaiju nationalism）”。这种怪兽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而易见的主题：首先，是再军事化问题（re-militarized），为了对抗怪兽，必须重新考虑恢复日本的常规军事力量，进而涉及到对军国主义历史以及日美同盟的评价；其次，是重建（re-construction）问题，在经历重大危机后，日本能否重建、如何重建？危机摧毁了什么、又保留了什么？在历史危机中，始终没有磨灭掉的、保证重建后的日本仍然是日本的“日本性”又是什么？

二、再军事化、奥特曼与不再被信任的宇宙人

让我们沿着“怪兽民族主义”的两条支线继续展开。再军事化涉及到对日本自卫队的评价问题。作为造成日本非正常国家现状的罪魁祸首——军事力量——的代表，自卫队在怪兽电影中的形象非常复杂。1995年上映的《加美拉：大战空中怪兽》中，自卫队就被描绘为延续了旧军部山头主义、独走习气和家长制作风的官僚组织，其与美帝共同策划的霸权阴谋，直接造成了事态的恶化。但在痞子指导的《新·哥斯拉》中，自卫队又被描绘为完全服从政府命令的理性组织。电影花费了不少时间呈现自卫队如何从内阁会议上取得使用武力的授权，用来证明军队完全接受政府的控制，足以成为全体国民的坚强后盾。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果自卫队像《加美拉》中那样不可信任，那么当怪兽来袭时，日本又能够依靠谁呢？在战后50、60年代的理想主义时代，这个答案是和平、国际和平的力量。因此，就有了另一种想象，即“奥特曼”的想象。

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怪兽（以及奥特曼）只会在日本出现”这句话的违和感的来源。因为奥特曼不是日本人，不是日本的力量；奥特曼是宇宙人，他代表的是日本以外的力量。在初代《奥特曼》中没有自卫队出场，维护日本和平的是国际维和组织“地球防卫队”在日本的分支机构。作为无言的巨人，初代奥特曼与早田进分享生命，却不分享记忆，特别是有关日本的民族记忆。结尾佐菲来到地球，复活早田进，带走初代，更说明了日本人早田进和宇宙人初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

初代《奥特曼》被寄寓了一种国际主义的和平理想，即希望动员国际和平力量来压制国内民族主义。但是，国际社会是可以信任的吗？初代《奥特曼》同样埋下了怀疑的种子。破坏日本和平的，除了地球怪兽，还有以美菲拉斯星人、扎拉布为代表的宇宙人。特别是以“黑色西装”为主要特征的恶德绅士美菲拉斯星人，未尝不是对历史上“黑船来袭”的隐喻，象征着封闭岛国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代表了自然灾害的“地震鲶”是地球怪兽的原型，那么象征着外部世界敌人的“黑船”就是宇宙人的原型。

这种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以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为契机在1973年引发了日本的文化“地震”。《日本沉没》有趣的地方是，小松借用本尼迪克特用来分析日本内部社会结构的“家族主义”概念来解读日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日本国民像孩子一样顺从和依赖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则一如日本国民般依赖着国际社会。因此，当国际社会最终被证明不可信时，日本也就无法摆脱“沉没”的命运了。

《日本沉没》是对日本战后“重建”叙事的讽刺，即认为军国主义日本的失败和战后日本的兴盛，均取决于日本是否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加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社会的帮助。《日本沉没》打破了日本人的乐观幻想，一味地跟随国际社会，却不注重自身的历史文化独特性，只会在关键时刻被国际社会所抛弃，迎来悲惨的未来。同样的悲观情绪也波及到了奥特曼系列作品，来年上映的《雷欧奥特曼》以灰暗和绝望著称，作品前两集标题分别为《赛文死去之时！东京沉没之日！》和《大沉没！日本沉没之日！》。故事以守护地球的赛文奥特曼战死为开始，当M78星云的奥特曼不能信任后，日本不得不靠来自异星、但是在地球逐渐成长起来的雷欧王子来保卫和平。

进入平成时代后，奥特曼系列作品则分为了两个系列：一个是以迪迦为代表，放弃了奥特曼外星来客的身份，将其设定为始终留在地球的超古代巨人。在外传《远古复苏的巨人》中，更是将迪迦奥特曼与日本民族的族源神话邪马台国联系在一起，敌人则是被邪马台国驱逐的日本原住民信仰“荒土神”，将迪迦打造为了日本民族的“始祖巨人”。另一个则是奈克瑟斯的奥特N计划。在《奈克瑟斯奥特曼》系列作品中，人类对一切异星生物均持怀疑态度，奥特曼也失去了过往与人类的和谐关系，成为了同样会被人类猜忌、追捕、消灭的宇宙人之一。奥特曼逐渐分裂为了“可以相信的地球巨人”和“不再被相信的宇宙人”两个形象，进一步显示了日本对外部世界的疏离。当国际社会变得不再可靠后，日本越发迫切地需要自己的表达，基于自身独特性的日本“重建”计划也就提上了日程。

三、庵野×樋口的日本“重建”计划

2006年，由樋口真嗣指导的新版《日本沉没》上映。电影修改了小说的结局，在片中众多角色的努力下，日本最终摆脱了沉没的命运。当朝阳升起，日本迎来了崭新的的一天，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日本沉没”在这一刻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重建”的问题。

如何重建日本？如何保证重建后的国家仍然是“日本”？这就涉及到了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卷首提出的问题：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菊与刀》将日本人身上的“日本性”归纳为两点：社会结构上的“家族主义”和社会心理上的“耻感文化”，两者共同构成了日本人特有的“集团感”。家族主义指明了“集团”的构成方式，即日本的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拟家庭的特征，多是依靠具有特殊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情感纽带、道德权威）而非普遍性的法律、契约进行约束的控制。耻感文化则是“集团”赖以存在的心理条件，羞耻感塑造了日本人温和内敛的性格，会对周遭环境以及支配着它的“家族长式权威”——特别是对位于日本这一“大家族”顶点的天皇——表示完全的顺从。

《菊与刀》对“日本性”的解读早已成为共识，但在不同时代，日本社会对“日本性”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战后50年代，天皇、家族主义作为日本仍是“野蛮国家”的证明，受到以坂口安吾、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文化界的猛烈抨击。但随着60、7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性又作为正面要素被接纳。贝拉模仿韦伯的《新教伦理》，在《德川宗教》一书中指出，对天皇的“忠诚”伦理有利于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跨阶层的社会纽带，是日本在东亚各国中得以率先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日企在海外开疆拓土则使得“日本式管理”备受瞩目，终身雇佣制、注重培养企业与员工的情感纽带等拟家族特性被认为是日企成功的关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未尝不是在表达对日本经济上已经确立独特性、但政治上仍未摆脱对国际社会的依赖的不满。

然而，80年代日本并未迎来经济崛起后的政治崛起，反而遭受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经济的全面失败。在上一个时代被热捧的造就日本经济奇迹的因素，如今却被视为阻碍日本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罪魁祸首，例如终身雇佣制就被视为影响日本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日本自政治上“沉没”后，经济上再度“沉没”。

让我们将视线拉回06版的《日本沉没》，在经历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失败后，樋口要如何“重建”日本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相比于最早的73版《日本沉没》和最新的21版日剧《日本沉没：希望之人》，06版完全遮断了“外部的目光”。在73版和21版中，日本沉没作为远超日本国家能力的灾害事件只有依靠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但国际社会的心怀叵测、日本政府的派系内斗以及最重要的——日本国家缺乏对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却导致日本沉没不可避免。可见，这些作品主要是通过“外部的目光”审视自己，着重考察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关系。

但在06版中，日本沉没却由国际问题转化为日本人自身的问题，日本最终靠男主人公的自我牺牲幸存了下来，连接着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以及他们背后的支持者的也是传统的“家族爱”。国际援助不再重要，相较于呈现政治阴谋和国际谈判，电影将更多镜头对准了日常的“风景”，认为日本人只要坚持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坚持“家族爱”，就足以战胜困难。整体风格更接近通常所说的“世界系”。

这种对政治气氛的一扫而空同样延续到之后庵野秀明和樋口真嗣联合指导的《新·哥斯拉》中。《新·哥斯拉》中有大量表现内阁会议和政治决策过程的镜头，虽然极具“政治感”，但相较于更早的《EVA》，其对政治的刻画实际上在退步。《新·哥斯拉》中的“政治”是一种极度平面化的政治：它只表现政治和谐的一面，即日本政府作为“大家长”对全体国民的“家族爱”；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治冲突的一面，即日本政府中的各个“小家长”为了维护小共同体的利益互相牺牲、推诿责任。特别是在福岛核泄漏本身就被视为日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殖民主义”（即东京为了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却让边缘地区承担核电的安全风险，事到临头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实际上是剥削边缘地区的安全利益以自肥）的后果的背景下，《新·哥斯拉》作为福岛核泄漏的回应之作，不得不说颇有些荒诞。与其说《新·哥斯拉》呈现的是“真实”的政治，不如说它呈现的是更为理想化和仪式化的政治、一种政治表演。

作为06版《日本沉没》和《新·哥斯拉》延长线上的作品，《新·奥特曼》的表达大体上也无法脱离窠臼。因此，就有了预告中的台词，为什么怪兽（以及奥特曼）只会在日本出现？随着“外部的目光”消失、全球化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一切问题都只能转化为日本自身的问题，从日本的传统、日本的历史特殊性中寻找答案和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奥特曼》注定会是逆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民族主义的一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