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27 03:27 /
进入:以推理之名

推理文学在大体是一种「基于城市的冒险」。

其背后的原因极为简单,推理文学中常见的角色设计——侦探、凶手和被害人——更大程度上只有在将故事背景设在城市时才有意义。而那部最为著名的侦探小说便是以 19 世纪的伦敦为背景的,在作者阿瑟·柯南·道尔(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的笔下,伦敦的迷雾构成了隐喻,侦探需要在这迷雾之间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寻找被隐藏的真相。


悉尼·佩吉特(Sidney Paget)绘制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

而在都市这座迷宫之中,任何陌生的面孔都不稀奇。迎面而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你转身之际融入庞大的人流或者隐藏进曲折的街道中,他们可能在侦探故事中扮演任何角色(包括凶手)。这便构成了推理小说的一种必然:都市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场所,而作为故事读者的小市民则承接了这种幻想。在这个幻想中,凶案可能就隐匿于都市的日常。当然,这种幻想除了新鲜感之外,也给人带来了更多的焦虑。

都市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再是仅仅与那些长期生活且熟识的人进行协作,与陌生人的交流变得稀松平常。这种交流在一方面是都市商品经济体系运作的必然,但在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危险的可能性。个体在庞大的都市中面对各色人等时,难免会产生出焦虑,而这种焦虑来源于对于他人的陌生感。对于他人知识和信息的匮乏使得我们面对陌生人时会产生惶恐,更何况在城市生活种我们所面对的陌生人数量又是如此之巨。在这个意义上,推理小说承载了这份焦虑。

在这种焦虑之中,我们下意识会想象存在一个「危险的陌生人」,而我们则是其潜在的目标。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生活某一天会遭受无法预测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恰恰是来自于陌生人的恶意。无论这种危险具体是抢劫、入室盗窃、绑架还是车祸。

这也是为什么在推理作品中「陌生人作案」作为一种情节设计总是显得如此微妙。一方面,许多推理写作者不愿轻易放弃陌生人作案的假设;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确实需要避免陌生人作案。与其说小说中的侦探的目的是找出凶手,不如说他们是被赋予了必须找出凶手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使命。因为「陌生人作案」往往是偶发和随机的,其暗示着难以被逻辑所解释的困境,而逻辑却正是推理小说的立身之基。小说总归是故事,但一部好的推理小说往往可以基于案件一个基本合乎逻辑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个解释本质并非所谓的「真相」,而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作品在此基础上才能再构建各种理性化的形式(如证据、证言等等)。

人们不能接受被一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飞来横祸结果了生命的命运。当读者将自己代入受害者视角的时候,如果被害人和凶手存在某种联系,也就意味着读者自己行为的谨慎或可避免悲剧的发生。但如果只能归结于命运的无常,读者则会对于自身的无力感产生愤怒。因而,推理作家需要避免陌生人作案。[1]虽然「陌生人作案」的假设往往是被最先提出的,却也往往是最先被排除的。

但与此同时,「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又是极有魅力的,作者也不会轻易放弃它。而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究竟是不是「陌生人」去取决于他是否与被害人有着潜在但不为人知的联系。城市中,个体之间的互动过于频繁, 而发生的场所也各式各样,因而个体之间的纠葛极易隐藏。这种「悬而未决」的纠葛很可能可以作为案件中动机的补充。

与此相对,陌生人所带来的不一定是危险,同时也可能是真相。因为一个外来者可能带来一种从外部而来的中立的审视事件的视角。

这就是推理小说中侦探常常被设定成是「陌生人」的原因。他不仅仅是作者的替身(因为作者从上帝视角设计了谜题,且为侦探设计了唯一正确的解法),同时也是读者的替身。正因为他处于一个局外人的状态,他逐步去了解案件的各种情况才变得合情合理。而从创作的考量来说,这样读者才不会认为作者对于自己有所隐瞒。[2]

同时,一个探寻真相的人最好与案件本身是缺乏联系的。这种「联系」具体是指他本身不可直接卷入案件的纠纷当中,这样才能保障他的中立性,对于熟悉推理文学套路的读者来说,他们会认为只有这样调查才是可信的,而这种可信也是依靠侦探角色的中立性来保障的。[3]

这种中立的幻觉也就构成了本格题材的基础。读者的注意力被转移,他相信侦探不会站在任何嫌疑人的一边来传递错误的信息。但实际上,侦探只是站在作者。这个至关重要的点往往会被读者忽略掉。

不过对于推理文学而言,更大的问题是其中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被具象化为「真相只有一个」的傲慢。[4]而这种傲慢实际上也只能通过推理作者构筑一个完全虚假的世界才可以实现。对于许多推理作品而言,如果推理故事的意义仅限于谜题,那么就意味着它从根本上没什么意义。因为谜题的解法本身是通过作者假理性之名地独断专行来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晚年信奉超自然力量的柯南·道尔也与其笔下过于理性的角色大侦探福尔摩斯之间相映成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一种视角,让我们不再将一种自以为是的理性当作理所当然。而这种视角是否能自然而言的产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另一种推理更加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推理置换了谜题的背景,使得推理本身成为了一种进入的方式。这时,我们要进入的是什么?是「异乡」。所谓「异乡」,它可能被具象化为某个历史时期(比如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或者是某个在我们记忆中已经褪色了的空间(比如横沟正史的《八墓村》)。[5]


横沟正史《八墓村》

不过就横沟正史的作品而言,以推理进入乡土世界的过程仍然在暗示着城市的影响。这也很具体地表现在故事的设计之上:比如必须有一个侦探从城市进入到乡村。这种「进入」显然区别于一个「侦探」从乡村土生土长起来(当然后者也是不太可能的,侦探仅作为职业来说就完全是城市社会化分工的产物)。而这个侦探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田一耕助,就其本身而言,也带有着许多城市属性。 而在他进入乡土世界的过程中,这种属性也会与乡土世界本身产生碰撞。

如前所述,侦探的身份中的陌生人属性在城市中是司空见惯的,同时其附带的中立性也使得他的寻找真相的过程变得更加顺利。但是在乡土社会则恰恰相反。乡土社会中陌生人本身难以被信任,反而容易被当作是凶手。即使仅仅是成为被排挤的对象,也会对探寻真相的过程造成阻碍。这在横沟正史的《八墓村》和《狱门岛》中都有十分典型的体现:在《八墓村》中寺田辰弥被村民们认为是凶手而遭到追杀,而《狱门岛》中金田一耕助因为遭受当地人的怀疑而被关了一晚上,延误了破案的时机。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正视推理作品的城市属性。而相对的,我们也需要探讨以横沟正史为典型的以乡村为背景,以描绘乡村内在封闭性关系为主题的推理作品。而《寒蝉鸣泣之时》无疑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在这种传统中,乡村虽然是被描绘的主体,但不在场的都市却恰恰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而我们首次在《鬼隐篇》进入龙骑士 07 笔下的雏见泽的时候,正是在主角前原圭一找到了「侦探」这个角色的影子,并代入其中。然后在对于雏见泽的观察和疑虑中,首次遭遇了死亡的命运。


雏见泽:乡村作为他者

《寒蝉鸣泣之时》出题篇中的主角始终是前原圭一,而故事也就围绕着他和他的朋友们展开的。这本身带有着很浓重的象征性色彩。这种象征性我们能在出题篇的首个篇章《鬼隐篇》中清晰地看到。

《寒蝉鸣泣之时》游戏本作分为「出题篇」和「解题篇」两部分。在发布时也是分段放送,以此来吊玩家的胃口,提高玩家的期待值。而「出题篇」和「解题篇」又各自分为 4 个篇章。在《鬼隐篇》中,圭一成为了观众的替身。观众从他的视角中了解到了雏见泽的一切:地方特有的御社神信仰、御三家的宗族势力、雏见泽村民对于大坝修建的抗争运动,以及一年一度的雏见泽棉流祭典……这些无不在彰显雏见泽的乡土气质。而我们在其他篇章也能得知这也恰恰是圭一来到雏见泽的原因——他需要一种与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因而,在故事的一开始,乡土与城市的张力就已经隐含于故事。但龙骑士 07 作为一个优秀的剧本作家,并未着力刻画一个相对于都市具有异质性的乡村,《寒蝉》大部分的剧情都是在一种温馨的日常中度过,而这种日常的点滴其实恰恰彰显了乡土的价值。而在大多数的篇章中,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将这种日复一日的平淡却又温馨的日常在观众面前进行呈现,然后又完全撕碎。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看着美好被毁坏掉更令人心痛。

《寒蝉鸣泣之时》是一部描绘乡土世界的作品,但其中的都市因素却若隐若现。虽然在故事中,我们基本无法看到都市的身影,它是完全不在场的,但是它又是在确实地发挥作用。它实际上意味着某种遥远的地方(乡土之外的世界)对于乡土的窥伺。而这种窥伺一方面隐含着打破乡土世界长久平衡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解决这个危机的机遇。

《寒蝉》的故事背景是雏见泽——一个仅有 2000 人但具有着深厚传统的小村落,而与此相对的是兴宫——一个距离雏见泽并不遥远的小镇,这里有着警察署、图书馆、餐厅、商超。兴宫本身大概可以看作是一种都市影响力的化身,这里部分原因当然是对于雏见泽有着管辖权的行政机构都在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兴宫警察局了。即便二者并不遥远,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隔。[6]



在《鬼隐篇》中,圭一消息的来源主要是常驻在兴宫警察局的大石藏人警官,他通过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向圭一描绘了一个乡村的黑暗画像:一个被宗族势力控制的乡村,同时通过民间信仰促成村民的团结,将一切异见者通过一种被称为「鬼隐」的方式除掉,而这又能进一步通过恐惧来控制村民。

事实上,大石所暗示的这个对于雏见泽的画像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龙骑士 07 在作品中经常展露出主观主义的倾向。许多时候,他似乎在告诉观众们事实究竟为何似乎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看待它。而你看待它的方式也在进一步影响你的行动。

换句话来说,在鬼隐篇中,正因为圭一成为了大石在雏见泽村子中的诱饵,正因为他隐隐地接受了大石对于雏见泽的观点,才促成了悲剧的发生。这似乎在昭示着对于雏见泽而言,一个试图以局外人的视角去探寻真理的努力是苍白且没有效果的。而《鬼隐篇》也确实是《寒蝉》中唯一一个将圭一描绘成一个局外人视角的篇章。而以试图以局外人的视角去看破真相,这恰恰是常属于侦探这个角色的傲慢。

而这种傲慢,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到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身上:
「我的天啊!」我叫了起来,「谁会想到把犯罪和这些可爱的古老乡村房屋联系起来呢?」

「它们经常使我充满某种恐怖之感,我的这个信条,华生,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的,那就是说,伦敦最卑贱、最恶劣的小巷也不会比这令人愉悦的美丽的乡村里发生更加可怕的犯罪行为。」

「你把我吓坏了!」

「但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城市里,公众舆论的压力可以做出法律所不能做到的事。没有一条小巷会坏到连一个被虐待挨打的孩童的哀叫声、或一个醉汉的殴打的噼啪声都不会引起邻居们的同情和愤怒的。而且,整个司法机构近在咫尺,一提出控诉就可以使它采取行动,犯罪和被告席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看看这些孤零零的房子,每幢都造在自己的田地里,里面居住的大多是愚昧无知的乡民,他们对于法律懂得很少。想想看,凶恶残暴的行为,暗藏的罪恶,可能年复一年在这些地方连续不断发生而不被人发觉。向我们求援的这位小姐要是住在温切斯特,我就绝不会为她担扰,但是危险在于她住在五英里之外的农村。不过,很清楚,她个人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

——《铜山毛榉案》
福尔摩斯的视角显然带有着对于乡村的极度不理解。在他看来,法律与行政机构本身是个体安全的保障。但作为聚落的乡村显然在法律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乡土并非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也并不代表没有罪恶,但是乡土中的个体以家庭为单位世世代代参与彼此之间的博弈,最终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格局。在乡村生活中,一次欺骗他人中获利,反而意味着会在下一次博弈时会受到惩罚。因为乡村中博弈的参与者都是固定的。[7]

而城市却恰恰相反,因为人员的流动性强,彼此完全无法建立信任,所以才需要法律的制定和行政机构的执行。城市中大量的单次博弈的场景反而意味着更多的相互欺骗与伤害,因而产生了法律与行政机构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制度保障。[8]

《鬼隐篇》的主题是「信任」,圭一的怀疑和隐瞒铸就了悲剧。而这些怀疑和隐瞒,也是来源于一种常见的推理小说的追求——局外人的视角。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站在一个所谓「安全的视角」来进入雏见泽的世界,而这个视角恰恰是一种缺乏理解的态度。


《寒蝉》的优秀部分体现在,作者对于作品中五个女孩及她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刻画

《寒蝉》出题篇中,圭一无疑是主角。而故事则是围绕着他和他的伙伴们展开的。而圭一的伙伴们又背景复杂:龙宫礼奈,小时候离开雏见泽,在父母离异后跟随父亲回到了雏见泽;园崎魅音,御三家之一园崎家下任家主;北条沙都子,北条家曾因为支持大坝修建站在大多数村民的对立面,父母和叔母均惨死,后来和古手梨花相依为命;古手梨花,御三家之一古手家的女儿,是神社的巫女,父母均已去世。

圭一所在是雏见泽分校不过是一个乡村小学,规模很小,所有的孩子都在一个班里上学。而圭一的小圈子其实也代表着这个小小村庄的各种背景和势力。这些背景又恰恰意味着雏见泽作为一个乡村的多元性。在外人看来团结得有些诡异的雏见泽村,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态。但圭一受到了大石的诱导,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雏见泽在对自己进行迫害,这种理解显然是建立在一种对于雏见泽生态的不理解之上的。


与《鬼隐篇》不同,《祟杀篇》中的圭一与刚登场的大石发生了语言摩擦

而这些在这个篇章中未被理解的背景,也是在《鬼隐篇》之后的篇章中才能逐渐展现出来。而《鬼隐篇》之后的篇章,圭一对于雏见泽都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在《崇杀篇》中,圭一甚至与雏见泽的众人一样厌恶着作为警察的大石。而这种厌恶也恰恰证明他也真正融入了雏见泽。

未完待续,下篇:民风淳朴的雏见泽

脚注
[1] 哪怕是涉及鬼神的作品,都会试图解释当事者是如何行为致使自己遭受了鬼神的报复,而不是仅仅归因于命运的偶然性。及时无论是作者和读者明明都更容易想到鬼神在更可能不按照人类的逻辑、伦理行事。
[2] 因而《推理十戒》中要求「凶手不能是侦探本人」。
[3] 当然这一点同样会被推理小说作者用来做文章。比如横沟正史的《夜行》中采用的叙述诡计,就是利用读者对于「局外人」中立性预设,来诱导读者认为「局外人」与案件中的被害者并无联系。
[4] 真相不只有一个,电影《罗生门》中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5] 横沟正史的推理文学的创作始于 50 年代中期。那时对于他来说乡村还并不是一个遥远和遥不可及的空间。不过和同一时期创作的松本清张相比,他的乡土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6] 比如在兴宫的雏见泽人很团结。
[7] 以博弈论的视角来看,重复博弈中不要相互欺骗、建立声誉是最为理性的选择。实际上,甚至像金融机构这种最需要安全、稳定和信任的需求,在乡村都有其实践形式。比如中国福建、浙江等地区乡村中常见的「互助会」,这是一种基于乡村地缘、血缘关系的小额信贷形式。
[8] 单次博弈中,参与者骗一把就跑才是理性选择,因为缺乏惩罚机制。如果还不理解,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火车站、汽车站门口的骗子多,反正骗一把就跑,未来也再也见不到你了。而且受害者也没时间为了一次伤害而在这里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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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22-5-28 17:35
(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
我觉得削足适履地为文本覆盖理论的外衣真挺没意思的。何况你削地太多了。

如果作城市乡村背景二分的话,推理小说肯定是城市背景多,但这离“推理文学在大体是一种「基于城市的冒险」”真的太远了。
马普尔小姐是生活在乡下的妇女,山姆·霍桑是在乡下行医的医生,他们是推理小说的异类吗?
暴风雪庄园显然是推理文学的一种典型范式,它可以用城村二分法吗?
我觉得你的论述有时矛盾到不可解,你提到了《玫瑰的名字》这样的历史推理,又提到了“侦探仅作为职业来说就完全是城市社会化分工的产物”,这不就说明了“推理作品舞台的搭建是多样化的,而城市最多乃主角职业使然”吗?
《玫瑰的名字》是艾柯为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小说,一直都有人觉得把这玩意认成推理属于推理爱好者给自己爱好贴金,这一观点说明了这书并不含反思推理文学的目的,也没有有意贴合或隔开主流推理的意图。你却将之定义为“另一种视角”,y有设靶打靶之嫌。
就像以学生为主角故事往往都发生在学校,然后非要挖掘“学校”的含义,譬如封闭属性,对社会的反叛与隔绝等等,认为学生文学有一种对立社会的属性,而如果某作品把故事设定在学校外,那就存在一种明显有别于以社会人为主角的故事的“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状态。这未免也牵强过头了。

至于流动性和对陌生人的焦虑,推理小说何德何能自个儿背负这么大的命题啊,这是现当代文学普遍的焦虑啊。众所周知卡夫卡对此有过极为深刻精妙的刻画(譬如审判)。
推理小说的背景多在城市,你不觉得
1.因为大部分作者都生活在城市,他们会选取自己相对熟悉的环境。
2.已有的推理小说多以城市为背景,因此更多地受到后来者的学习和青睐。
这两个理由既显然又本质吗?
我不是想否认推理小说承载了这种焦虑,我只是不能认同你把文学的一个普遍母题,强行定义为某一类型文学或推理这一元素的特征。

陌生人和局外人那部分论述虽然不是说不通,但还是挺没意思的,你也知道有不少作品反其道而行之挑战推理小说里一些一度稳定的前提,我想说的是,这种挑战虽然可能比例不高,却是反复的,这说明这些前提并非坚不可破,也不是推理小说里可以称之为不变的要素。许多推理小说家都不会把陌生人不能犯案,侦探必须表现地中立当作他们创作的自觉。
当然,如果论及纯正的本格,可能挑战确实是几乎不存在的,但纯正的本格完全不能代表推理文学。
譬如暴风雪山庄基本都是纯正的本格,它有理性主义的假定,却没有什么陌生人的焦虑。

本格推理甚至包括整个推理文学,可能确实存在真相只有一个的假定,但一个数学或物理题也有正确解答只有一个的假定啊?系统的原则是理性主义的傲慢吗?
实际上《罗生门》表达的也不是什么真相有多个,而是表现了“叙述的事实”的叙述维度,有这一主旨的作品并不罕见,譬如《看不见的客人》,男主叙述的多个故事里,都有真相的潜在维度,但作品还是很明显地给出了唯一的解答。我不否认“被叙述出的真相无法摆脱它的叙事维度”,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同意经典逻辑的情况下对很多已发生的事情达成近乎完全的共识(当然很多是多少我有些吃不准,互联网上逻辑混乱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的白痴太多了)。
#2 - 2022-7-11 04:30
首先感谢你阅读得这么仔细,有一点感动。我稍微对其中几点回应一下:

关于暴风雨山庄模式。暴风雪山庄模式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诞生于城市语境中的文本。具体来说,暴风雨山庄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群关系并不密切的人被困于一个封闭空间之中。至于场景其实可以随意置换,但关键在于这种人际关系模式是有都市性的。
乡村语境是不能想象出一群彼此不熟的陌生人聚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在乡村语境下的熟人(非陌生人)都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而彼此不熟悉恰恰是都市的常态。
另外,就结构来说,典型的(理想类型的)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封闭且自洽的体系。而暴风雨山庄模式则很明显具有一个可以对其进行介入到因为某种条件(比如暴风雨)暂时无法介入的外部(比如附近的警察)。对乡村来说封闭性是内生的,而对都市才会将封闭看做是不正常的紧急状态。

关于推理小说背景多在都市的本质理由。其实本质的理由在于推理小说的载体和受众。写作的人太多,但不见得都能流传并衍生成某一类型文学的脉络。推理小说的承载介质是城市的杂志和报刊,且至少在早期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学的色彩。(可供对比的是许多包公断案的故事是通过元明时代的杂剧戏曲进行传播的。)
我姑且以这个模型来概括某种文化的生产模式:生产——传播——消费。其中的因素可以对应为:生产者——传播介质——消费者(受众)。
事实上许多文艺作品是不能满足这三个因素都有都市性的这个条件的。比如云南山歌(你肯定听过「老司机带带我」),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农民,而传播是口传文化的形式,那其中对于乡土性和都市性的呈现就和其他文艺作品有所不同。因为这种差异性,所以才有必要单独把推理这种类型文学拉出来分析。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同时认为武侠小说与推理小说具有相似性,都具有市民文学的特性。

关于理性主义的问题。总体来说推理小说中所谓的「推理」本身是缺乏严谨性的,只是借用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外衣。这里需要注意的仍然是信息载体的问题。推理文学中的「推理」是完全依赖于自然语言的,但数学与物理使用的语言是规范性的。这个区别具体而言是,自然语言基本没有办法对一个事物进行严格的定义,但是数学语言可以,且数学语言在其体系内能够自洽,因此它才可以得出唯一的答案。这里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个发生的「真相」,但是你无法使用自然语言将其描述出来。因为需要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你最终接受到的信息必然是经过扭曲过的。再借用下《罗生门》,其实哪怕是最后似乎观众能看到一个唯一的真相,但是你我看到的真的是同一个真相吗?你我对其的理解是不同的,这是一层扭曲。即便是我们秉持客观中立严谨的信念去撰写一个案情记录,写出来也是不同的。这又是一层扭曲。(其实语言中不同词汇的运用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所以推理文学中的每一个解谜的条件都是通过语言进行传递的,本质上就是通过语言去玩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也仅能在纸面运行。其中对于可能性的推断只是通过纸面上的条件推断纸面上的可能性,所谓「密室的不可能犯罪」更多是只是重新定义「密室」。
但是推理文学却要让读者去想象:这套仅能存在于语言文字中的秩序,同样可以适用于现实世界。(不然推理文学就只剩谜题了。)这确实是非常傲慢的。当然,我虽然使用「理性主义的傲慢」的表述,但并不对此做价值评判。而且这个表述的背景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于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信任(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对于思想史的**叙述**)。在信任理性主义这件事上,推理文学与乌托邦小说是相似的。只不过一个是认为人们可以用理性理解世界,而另一个是认为人们可以利用理性创造新世界。
#2-1 - 2022-8-14 07:54
笙歌看水
虽然对以流动与否讨论城乡属性我还是有些疑虑,但我同意你对暴风雪山庄的分析,直接根据表面环境把它论外是我草率了。
推理小说背景多在都市的本质理由,模型论的分析很精到,但考虑到纸这一媒介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我觉得可能小说整体上在不严格的意义上都属于城市文学,即使是内容正宗的乡土小说,受资源和教育水平的影响,读者也是城市人居多。我还是不太能察觉推理这一类型的特别之处。
#2-2 - 2022-8-14 08:19
笙歌看水
然后是理性主义的问题,推理小说是受理性主义的驱动吗?可能是,但数学物理一样如此,典型例子是量子力学不连续与随机性带来的各种争论,希尔伯特的系统化设想被哥德尔打破。另一方面,数学语言的严格化也有着非常漫长曲折的历史,时至今日也有一些“不严格”的残留物,«不确定性的丧失»对此有许多讨论(书我没读过只是听闻过一些内容不敢妄言),但不论是历史还是今日,数学工作者几乎都秉持着数学结论唯一性的信念。此外,这种真相唯一的信念,也广泛存在于现实的刑侦之中,推理小说所体现的理性主义,也只是“科学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后理性主义泛滥的一个缩影罢了。
当然,不论作者本人真实想法如何,推理小说里的确透露出了“我这套游戏方式可以运用于现实的自信”,这的确是一种傲慢。
ps:你单开一层楼收不到信息提示的,不是我翻了下动态都不知道你回复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