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则为花2023-3-27 15:04 /
先地图炮一下，这几年日本成名动画大导的巨作，大抵脱不开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变奏表达。如今的这一代导演与之前的宫崎骏、鸭颈兽已经拉开了世代差距
---
要说这次的《铃芽》价值内核是什么，大抵是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变奏表达，接近于《去电影院两个小时，新海诚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日本，涉及“地震”的严肃话题很难绕开民族主义，因为地震就是日本现代国家叙事的重要一环，围绕着地震的受灾和救灾记忆建构了日本民族。贴一段旧文：在《铃芽》中，有许多关于地震的国族叙述。比如，在地震到来时，同时响起的手机预警，提示了看似分散的人群的集体联系，这是从来只关注个人的诚哥，少有的对于集体性的描述。再比如，铃芽和椅子哥的地震巡礼，实际上就是在追寻日本民族的地震记忆，像“东要石”的所在地就是对日本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的1923年关东大地震所在地——东京，“西要石”的所在地、铃芽的家乡九州2016年也曾发生7.3级大地震。
当然，更重要的是，“往门”背后的“常世”是集合了日本所有过去和未来、记忆和情感的无始无终之地，其中诞生的“蚓厄”则决定了日本的一切人世轮回、悲欢离合。这已经是对自古以来、命中注定、牢不可破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最强表述了：凡诞生在这片大地之人，承负它的一切宿命，就是日本民族。
然后，让我们来看，新海诚是怎么来具体设计这种“日本民族主义”的。
在《铃芽》中，“蚓厄”是一种无指向、无因果、无善恶、纯粹自然性的力量，它以一种概率论的方式，完全随机、平均地落在个人身上，类似一种“命定”和“宿命”，是全日本人民需要分担的自然暴力。对于这不可抗拒的伤痛，个人只能内隐地将它们咀嚼、吞咽，最终化作滋长日本民族的坚韧精神的养分。
到这里，就出现了经常被大批特批的日本自然主义的问题，即诚哥完全把地震想象成了一种“无格差”的自然暴力，而忽略了其中“有格差”的社会暴力。
以诚哥试图帮助社会“记忆”的311东日本大地震为例。哪怕是一个从不关心日本新闻的也知道，地震后发生的福岛核泄漏是彻头彻尾的东京都方面推诿责任的“人祸”。但在诚哥的记忆中，只有地震的原生灾害被纯化为“蚓厄”的不可言说、不可抗拒的自然暴力被摹刻了下来，次生的社会性灾害则被有选择地遗忘了。
于是，我们最终看到，在故事开头，铃芽一个人出现，这个由地震失亲者组成的“母女家庭”，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看护。在故事结尾，铃芽还是一个人出现，这个由地震失亲者组成的“母女家庭”，仍旧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看护，她们的记忆和伤痛并不能被社会集体性的寻回、纪念和遗忘，而是只能作为“格差”下的边缘人独自反刍、消化，在清理完所有伤口后，回身给社会一个闪亮的微笑。
类似的，故事中对日本区域衰落后所留下的成片“废墟”的处理也仅仅是一种美学化的“风景”，回避了一切社会性追问。
所以，《铃芽》本质上和《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有多大区别？《二舅》中出现的同样是把这片大地上发生的一切苦难纯化为一种“命定”和“宿命”，再交由二舅个人独自反刍、消化，并回身给社会一个苦难而坚韧的中国人民形象。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日本动画导演庵野秀明的大作《新·哥斯拉》。作为福岛核泄漏的回应之作，故事中年轻有为的日本政府积极迎战原子怪兽哥斯拉、大战四方，日本首相甚至要与美国总统合力开启下一个时代。但讽刺的是，现实中恰恰是东京都方面的不作为，希望享受核电的经济收益却不愿承担核电的安全风险的贪婪自私，造成了这起事故。在现实层面未能实现的民族主义，最终在电影的想象层面得以实现，几乎与《战狼》无异。
而如今的诚哥与庵野秀明不过是一“卧龙”一“凤雏”。作为严肃声明的对311的回应之作，《铃芽》中有两种对过去的克服和遗忘：一种是个人层面对过去大张旗鼓地克服和遗忘，一种是社会层面直接在电影中静悄悄地失语和丢失。某种意义上，应该惧怕的不是遗忘，而是这种有选择的纪念和遗忘。
---
要说这次的《铃芽》价值内核是什么，大抵是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变奏表达，接近于《去电影院两个小时，新海诚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在日本，涉及“地震”的严肃话题很难绕开民族主义，因为地震就是日本现代国家叙事的重要一环，围绕着地震的受灾和救灾记忆建构了日本民族。贴一段旧文：
地震塑造了日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安德森将现代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为了让地理上相隔遥远、素未谋面的人们将彼此想象为同一个共同体、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必须为他们寻找、甚至“制造”共同记忆。安德森将小说和报纸视为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重要工具，认为正是通过共同阅读一本小说、共同讨论一则新闻，人们获得了感知彼此存在以及想象周遭世界的共同经验，并最终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日本——尤为特别之处在于——多发的地震构成了日本人特殊的民族记忆，据此形成了所谓“地震民族主义（earthquake nationalism）”。
另一方面，在灾害/怪兽的对立面，治灾行为和退治怪兽的神话同样是民族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典型如大禹治水和斩杀无支祁就是华夏族源神话的重要部分。而围绕着“荒政”（即灾荒时期的治灾政策）展开的诸如祭祀、祈雨等用以重振国家信心的政治仪式和赈济、蠲免等具体治理行为，也是古代帝国提高政权合法性、增强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正是在归纳这些历史现象的基础上，魏特夫提出了“治水国家论”，认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最早起源于为修建防洪、灌溉等水利设施所建立的组织。换言之，治灾功绩不仅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集体记忆，也是用来论证这一共同体存续的合法性依据。
具体到日本，地震在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方面，地震塑造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伴随着治灾行为下沉到社会基层，将传统上难以控制乡村的“悬浮式国家”改造为现代式的、可以全方位干预个人生活的“全能型国家”、“毛细血管国家”。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发生的8级以上大地震就有1896年明治三陆大地震、1923年关东大地震、1933年三陆第二次大地震、1984年长野县西部地震以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对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泄漏的灾害记忆更是直接催生了《新·哥斯拉》这部作品。
当然，更重要的是，“往门”背后的“常世”是集合了日本所有过去和未来、记忆和情感的无始无终之地，其中诞生的“蚓厄”则决定了日本的一切人世轮回、悲欢离合。这已经是对自古以来、命中注定、牢不可破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最强表述了：凡诞生在这片大地之人，承负它的一切宿命，就是日本民族。
然后，让我们来看，新海诚是怎么来具体设计这种“日本民族主义”的。
在《铃芽》中，“蚓厄”是一种无指向、无因果、无善恶、纯粹自然性的力量，它以一种概率论的方式，完全随机、平均地落在个人身上，类似一种“命定”和“宿命”，是全日本人民需要分担的自然暴力。对于这不可抗拒的伤痛，个人只能内隐地将它们咀嚼、吞咽，最终化作滋长日本民族的坚韧精神的养分。
到这里，就出现了经常被大批特批的日本自然主义的问题，即诚哥完全把地震想象成了一种“无格差”的自然暴力，而忽略了其中“有格差”的社会暴力。
以诚哥试图帮助社会“记忆”的311东日本大地震为例。哪怕是一个从不关心日本新闻的也知道，地震后发生的福岛核泄漏是彻头彻尾的东京都方面推诿责任的“人祸”。但在诚哥的记忆中，只有地震的原生灾害被纯化为“蚓厄”的不可言说、不可抗拒的自然暴力被摹刻了下来，次生的社会性灾害则被有选择地遗忘了。
于是，我们最终看到，在故事开头，铃芽一个人出现，这个由地震失亲者组成的“母女家庭”，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看护。在故事结尾，铃芽还是一个人出现，这个由地震失亲者组成的“母女家庭”，仍旧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看护，她们的记忆和伤痛并不能被社会集体性的寻回、纪念和遗忘，而是只能作为“格差”下的边缘人独自反刍、消化，在清理完所有伤口后，回身给社会一个闪亮的微笑。
类似的，故事中对日本区域衰落后所留下的成片“废墟”的处理也仅仅是一种美学化的“风景”，回避了一切社会性追问。
所以，《铃芽》本质上和《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有多大区别？《二舅》中出现的同样是把这片大地上发生的一切苦难纯化为一种“命定”和“宿命”，再交由二舅个人独自反刍、消化，并回身给社会一个苦难而坚韧的中国人民形象。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日本动画导演庵野秀明的大作《新·哥斯拉》。作为福岛核泄漏的回应之作，故事中年轻有为的日本政府积极迎战原子怪兽哥斯拉、大战四方，日本首相甚至要与美国总统合力开启下一个时代。但讽刺的是，现实中恰恰是东京都方面的不作为，希望享受核电的经济收益却不愿承担核电的安全风险的贪婪自私，造成了这起事故。在现实层面未能实现的民族主义，最终在电影的想象层面得以实现，几乎与《战狼》无异。
而如今的诚哥与庵野秀明不过是一“卧龙”一“凤雏”。作为严肃声明的对311的回应之作，《铃芽》中有两种对过去的克服和遗忘：一种是个人层面对过去大张旗鼓地克服和遗忘，一种是社会层面直接在电影中静悄悄地失语和丢失。某种意义上，应该惧怕的不是遗忘，而是这种有选择的纪念和遗忘。
第三部分“风景中的人和有人的风景的倒置”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6573446/answer/2954805114
所以说，诚哥在意图上就已经涉及日本民族主义了，因为为什么要为非当事人、不在场者提供一个进入311的入口，说白了就是要把311给去私人化、公共化、神圣化，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和民族记忆。否则，反过来，那让地震完全作为一种私人性的记忆在铃芽这辈人中沉沦就可以了
这其实也是不少批评提到的一个点，诚哥这次的主角选得不好，和他的主题不相称，因为铃芽恰恰是311的当事人和在场者。所以，从铃芽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角度出发，我们的视角就产生偏移了
但新海诚在围绕这个核心的铺垫是不太够的。姨妈的一系列行为你说是亲妈也不过分，一般观众根本没办法get到“收养”与铃芽内心纠葛的关系；所谓“霸凌”除了姨妈的过保护之外，也没有在别的地方体现；铃芽一路上造访的日本普通人家，除了地理上的关联之外也无法看出灾难余波下的影响。
另外铃芽这种“不要把我当受害者”的想法，本质上是一种“恐弱”的心态。且不说这种霸凌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或者对幸存者产生了多少影响，她自己可以和解，因为她暂时还没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因此片子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一切都会过去，要向前看”，对于那些依然在争取权益、反思311的人来说，未免太过轻浮了。
姑且不对诚哥的灾害叙事做任何价值上的评价。这套叙事成立的原因是日本密集的灾害和狭窄的地理空间。这让各地居住的日本住民在同一时期，高强度地体验同一类型的灾害。（地震、海啸、木制建筑时代的火灾还有李梅的轰炸）。能够产生一种所有人共同承受灾难的感觉。
但在中国灾害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空间广阔、种类丰富、地理差异巨大。这导致所有人不可能在同时代经历相同的自然灾害。因此正统的叙事模式是人们团结起来和自然灾害做斗争，试图战胜天灾。这样一种叙事试图将并不同时受灾的地理空间上的人凝聚起来，并且赋予共同的目标。至于天灾人祸本身，历史上出现得太多太杂，脱离了人的能动性去讲，只会显得空泛。
再来点后话。
刚才说到“同时代经历相同的灾害”的事情在中国很难实现。但现在来看，符合这种特征的事情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第一峰——绝对无法被超越的顶峰。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十四亿人口中的大部分感染了同一种传播能力极强，并且存在诸多后遗症的传染病，死殁者或达百万。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种传染病还会反复造访，并产生各种难以预料的次生灾害。
我是非常期待，以后的人们要如何为这样一种灾害建立叙事了
对于这段历史，我的总结是“三年抗疫，一朝躺平”
[1]21年的流感活动强度是一个“史低”，而22年的流感活动强度要远高于21年，但是弱于19年及更早的时候，人们能动性的变化从这里可以窥见一斑。
[2]躺平的决策应该是酝酿于远早于22年下半年的时段。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1721809/answer/2955743820
也就是说缺场是治不了不要脸的
我觉得极端主要是不适宜从读者中心论出发最终得出一个作者创作的时候如何如何的结论。逻辑虽然很通顺，但你也知道是地图炮了，可以叫暴论了，所以从读者过渡到作者的论据还是少了。
这个片我觉得他就是搭了个平房，地震的民族鸡汤和女主感情线、女主理疗线都讲的很浅，表层的剧作逻辑也嫌牵强，但也勉强算是个基本达标的合规建筑。说他在地震的意义上少盖了7层所以不好没错，说他在人物心理构建上少盖了7层所以不好也没错，但本质上不好的原因不在于哪层必须盖的没盖，而在于只盖了个平房